刘征,本名刘国正。1926年生,北京市人,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人民教育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编审。著名语文教育家、诗人、杂文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上世纪90年代离休前,刘征先生全程参与了中国语文教育筚路蓝缕、几经曲折的建设和改革过程,对中国当代语文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同时是涉足广泛的诗人、艺术家,在新诗、诗词、杂文、书法、绘画等领域都有很深造诣,尤其是诗词、寓言诗、杂文创作,风格独具,特色鲜明,影响广泛。
  
  刘征老先生与诗词那些事:初春时节,本报记者在北京刘老家中对他进行了采访。
  
  杨晓华:如今我们提倡“文化强国”。在公民的文化素质的培养当中,语文教育是最基础和关键的部分,作为影响广泛的语文教育家,您如何看待语文教育的本质和作用?
  
  刘征:我离休以后,对于语文教育的研究逐渐少了。但是总结我一生的体会和思考,我认为语文教育就是教育中小学生掌握识字、写字、说话、读书、作文五种本领,这是语文课的基础。掌握了这五种本领,就开启了走进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大门。为什么还说西方文化呢?因为晚清以来,中国人真正通过外语了解外部世界的终归是少数,多数人是要通过汉语译本来了解西方思想文化的。现在13亿多人,熟练掌握外语的也是少数,因此,没有语文这个工具,就只能通过亲身体验了解世界,这是极为有限的。
  
  过去,曾经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我们过于强调语文教育的政治性,把政治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改革开放后,我们对此进行了矫正,恢复了语文应有的作为文化工具的功能和地位。但是问题还是有。前些年,有人坚决反对提“语文是工具”,说语文应该是“培养人”的,提倡语文是工具莫非要把学生培养为工具?我认为这个逻辑有点奇怪,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比如,汽车是工具,学开汽车自身并不能变成汽车。当然,语文确实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跟数学、物理不一样,它和政治、思想、道德、情感融合在一起,通过学习,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因此,语文培养人的作用也绝不能忽视。语文教学的改革有多重方案,评估改革是否成功有两条:一是是否加强了掌握语文工具的能力;二是是否充分发挥了培养人的作用。
  
  杨晓华:您在语文教育研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思想,比如“语文生活观”、语文教学方法的“实”与“活”、注重文言文教学等等。您的这些思想基于什么样的理论和实践背景?具有什么样的内涵?
  
  刘征:语文是工具,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古今文化的载体和用于人类交际的手段。语言与古往今来各种层面的生活密切联系,包蕴了人们在生活中形成的各种感性和理性认识,丰富多样的情感体验。语言是躯壳,生活才是血肉。因此应该注重在斑斓多姿的生活中实施语言教育。课堂教学是第一个天地,校园和家庭是第二重天地,还有社会生活第三大天地。要鼓励学生在生活中应用语言,参与各种文学活动,在真实的情境中和积极的创造中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同样因为语文的工具性特点,在语文教学方法上,要统筹兼顾“实”和“活”,“实”就是在技能、教材、效果上要有实实在在的标准和要求,要扎扎实实地练好基本功。“活”就是要打破程式,因文设法;减少浪费,精讲多练;即文解词,体会运用;方法灵活,多式多样。
  
  我一向提倡中小学要有较高比例的文言文教育,尤其在高中内容要更丰富。比如中小学语文教材文言文占30%到40%的比重。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编教材的时候,关于文言文争论颇大,有几位很知名的专家认为,文言文不用学,原因一是白话文才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语言,白话文尚未学好,学文言文何为?二是文言文古奥佶屈,对中小学生来说不啻是一门准外语,学习的代价太大。我认为不能割裂地看待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关系。中国的古代典籍都是以文言形式存在,学文言的作用不容忽视,更重要的是,人类的语言不是先死后生的对立关系,而是叠加演进的延续和继承关系。有学者对比考证了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两个常用字表,发现有92%的古汉语常用字可以在现代汉语一级字表中找到,另外8%的古汉语字,大多在现代汉语中也照样使用。可见文言文照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如此,文言文还应该是对中小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特别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古代的典籍当然是良莠不齐的,很多东西比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永远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精华,至于“三从四德”之类当然是应该摒弃的糟粕。在此,有一例证耐人寻味,可以说明文言文的现代价值:粉碎“四人帮”以后,陆定一同志曾经到全国调查文化教育,他在给教育部的报告中说,中学生只要学几百篇文言文,就可以有很好的语言交流能力了。
  
  杨晓华:您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语文教育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中国语文教育和其他领域一样也历经曲折。今天,您怎样感受评价当初一步步的艰辛努力?
  
  刘征:我大半生从事语文教材的编写、研究,不能说没有成绩,但成绩不大。编写教材是一种政府行为,必须按照行政部门的要求来操作。在文革前,我主要都是遵从上级部门和负责人的意志工作,没有什么自己的研究。“文革”后十几年,对语文教育有点研究,也有点成果,但这种成果没有行政的支持,也无法进入教学实践。
  
  讲一下新中国成立后我从事语文教材编写的经历。当时国家初建,百废待兴,得有自己的语文课本。根据什么编呢?首先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人从老俄国延续下来的语文课本是文学、俄语分科的,所以我们就也实行文学、汉语分科。我分在文学组。政治局开会,毛主席都参加了,确定要分科,并指定胡乔木为语文改革问题委员会负责人。我们就这样开始编写了,按照中国文学史读书选课文,天天看书,大家都提出各自选的篇目,然后集体讨论确定。这样持续了3年,编出了中学文学课教学大纲及课本。接着准备全国推广,教育部召开一个会议,副部长叶圣陶先生作报告。但是,开会中,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突然召集负责人开会,大发脾气说:“谁让你们搞这个分科?”大家全都懵了。这次会议没有结果就散了。语文课本需要重编。“文革”开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业务完全停止。语文课变成政文课,就是政治和语文合起来。要是教语文上的字词句篇,就是“复辟”。所以,语文教育受极左路线的冲击很大,将语文教育政治化,教训深刻,值得好好反思。
  
  “文革”结束后,教育部重新提出编写各科教材。我们在香山驻扎了两年,集中全国的专家编写了一套教材。这套教材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还在用。
  
  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编写教材,编写者自身不可能超脱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所以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大的成绩。许多当时被肯定的东西,今天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当时认为错的地方,可能是对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育经过许多次改革,大的大概有四五次。改来改去,每次都认为现在语文状况很差,经过这一轮改革就会好了。回头看看,民众的语文水平看不出有多少进步。现在,语文教育又面临新的考验,就是网络的兴起,很多人字都不写了,什么都靠电脑打印,有些博士、硕士,学历很高,一写字,却东倒西歪。所以语文教育还是要回归本真,注重识字、写字、说话、读书、作文五种基本本领的培养。
  
  杨晓华:您的职业所在是语文教育研究和教材编著,但是您一直从事艺术创作,特别是文学创作,从年少至白发,一往情深,成就灿然,您的一生又可以理解为跌宕多姿的艺术人生。您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
  
  刘征:我幼时在私塾读书,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启蒙。在沦陷的北京上中学时,有两位先生对我影响至深。一位是美术老师陈小溪,著名画家兼工书法、篆刻,古诗文也有很深造诣。陈先生文采蕴藉,淹贯博通,我对绘画和文学的酷爱受到他的感染和启发。后来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好友贺孔才老师。贺先生也是才华横溢、性情高古的文人,他给我们上课,并不纠缠细枝末节,而重在熏染和启发,一次他讲《离骚》动了感情,就忽然耸身而起,大声吟唱起来,情词激荡、声震屋宇。后来我得知,陈、孔二师都曾是桐城派弟子。
  
  杨晓华:臧克家、程光锐和您,被称为“三友诗派”。臧先生称道:“我友刘征,一人而入四门:能诗,能文,能书,能画。四门之中,诗的成就尤突出。”您的诗歌创作,兼跨新旧两界,都享誉诗坛。可否谈谈您对诗歌的理解和体验?
  
  刘征:在我所有的文艺创作中,诗歌是第一位的,其次杂文,再次书法,绘画略通不敢言成就。在诗歌中,我在寓言诗方面用力尤甚。陈小溪先生就喜欢创作讽刺诗,我受到影响。后来精读了克雷洛夫的寓言诗,也十分喜欢,就一边研究,一边开始创作了。五四以后的寓言诗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有论者认为我的寓言诗“五四以来罕有其匹”。寓言诗关注时代,讽刺落后,鞭挞丑恶,符合我的天性。我比较感性,思虑单纯,不容尘垢,遇见不平事便觉忿忿,这为创作提供了动力。其中有些篇目,比如《老虎贴告示》、《烤天鹅的故事》、《凤凰的喷嚏》等影响较大,在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朗诵会上经常被朗诵,观众反响也热烈。
  
  新诗是有历史功勋的。艾青、臧克家、田间、郭小川等杰出诗人在民族独立的过程中曾经为人们昂扬向上的精神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新诗和诗词应该做比翼鸟、连理枝,友好竞赛,互相补益,相映生辉。
  
  杨晓华:这些年您的诗词创作,一直为诗界关注。您本人也是中华诗词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中华诗词》第一任主编,为推动古典诗词创作的复兴曾积极奔走呼号。在您的心目中,当今时代如何推动这一经典的传统文学样式走向繁荣?
  
  刘征:改革开放以来,我获得自由的欢乐,诗兴大发,在写寓言诗之外,又重理旧业,写诗词一发不可收拾。这些年,为了诗词的进一步发展,我反复思忖,诗词应该分两部分,一部分严格讲求格律,另一部分则比较宽松,大致押韵就可以了。在这一点上应该仿效音乐界,有美声唱法,有通俗唱法。在通俗写法方面,已存在四种:第一类是竹枝词,七言绝句或五言绝句,韵可以很宽,不大讲究平仄,求味而已。第二类是新古诗,台湾有人提出来,传到大陆,特点是四句,只押韵,不讲格律,容易把握。第三类是自由曲,按照李笠翁的说法,散曲比格律诗还严格,我们不必如此拘谨,取其味道可矣。还有一种从日本来的叫汉俳,三句,比绝句少一句,写起来很方便。也许还有其他的形式,这些易学、易写、易读、易解的诗体,照样可以创造很有境界的作品,应该予以充分重视和提倡。这样诗词发展的路子就宽了。
  
  杨晓华:您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其实也遭受了很多挫折,甚至磨难,但保持了心态的坚韧、刚强,并不乏温婉和美好。回过头来,您怎样看待艺术对人、对社会的作用?您对中国文化艺术的未来有何期待?
  
  刘征:文学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学贺孔才先生时,有一次我久病初愈,写了一首诗,未免颓唐,其中有“病起梳头觉发长”的句子,他看了很不赞成,说李贺诗云:“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这件事,至今犹如昨日,对我写诗乃至做人影响很大。臧克家先生后来也曾专门赠我“凌霄羽毛原无力,坠地金石自有声”的对联,激励我的诗文和人生。
  
  我所经历的事情不是“幽寒”可以形容。文革期间,我和老伴都被整得很厉害。我因为在文学编辑室,被当作人教社的“文艺界”批斗,大字报都贴到了清华大学。造反派说:“你们这些黑编辑、黑爪子写的那些黑作品,现勒令交出来!”我知道,我的那些极具讽刺性的寓言诗,如果都交出来,就彻底完蛋。我就独自一人,趁着夜色,把自己的诗稿捆起来,坠一个铁块,丢到家门附近的筒子河了。黛玉焚稿我沉稿,当时心想,从此“不留一字在人间”。但是“四人帮”一粉碎,我又重新拾起笔来,激情迸发,文思泉涌。最近我的八卷文集也快出齐了。不留一字,结果留下几百万字。有诗为证:白发如秋草,实力近乎眇。已然忧乐多,人老诗不老。
  
  杜甫一生颠沛流离,最后实际已经快到人生尽头了,仍然在岳阳楼下诵出“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的浩然之诗。我们这个民族有一种坚韧不拔,历久弥新的智慧和气魄,所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文学艺术为这种精神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们已经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巨大成就,我们一定也会在文化上创造伟大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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