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经》的翻译流传与相关《心经》碑拓

  文 / 见谌法师

  《心经》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简称, 是佛教中一部流传极广、家喻户晓的经典,并且因为持诵、书写的人众多,其普及深化的程度都超越其他佛教经典。《心经》梵文为Prajñāpāramitā Hṛdayasūtra,「Hṛdaya」原义为「心脏」,引申为精髓、核心之意,亦有咒心、陀罗尼之意1,因此,在汉藏译本中也有将《心经》题名为《般若波罗蜜多心咒》。以目前流通最广的玄奘法师译本《心经》而言,言赅文略,虽然只有二百六十字,但是却总括佛法中般若空性思想的精要,内容广博深邃。不仅是《大般若经》的精华,同时也含摄佛法的核心义理。「谓般若等,是所诠之法,心之一字,是所引之喻。即般若内统要衷之妙义。况人心藏为主为要,统极之本。」2

  诸经论中也常见以「般若」譬喻为「佛母」,意即是佛法的根本基础,能生一切诸佛3。在一代圣教中是一部极有代表性的经典。唐代南阳慧忠禅师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序中即说:「兹经喻如大地,何物不从地之所生,诸佛唯指一心,何法不因心之所立。但了心地,故号总持。悟法无生,名为妙觉,一念超越,岂在繁论者尔。」

  佛教中译本最多的经典

  同时以传译而言,《心经》也是佛教经典中翻译版本最多的经典,考察历史上诸经目录,从北朝至宋元(4-12世纪)为止,至少经过九次汉文翻译,共十四种,其中六种已经佚失,现存的译本共有八种4,有广本与略本之别。目前所知《心经》的最早译本为三世纪时吴支谦法师所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咒经》,可惜只存经目。而现存经文以鸠摩罗什大师所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401-412年)为最早。唐代玄奘法师于649年又新译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与鸠师译本大略相同,皆为「略本」,无序分与流通分。八世纪唐代中期以后出现的版本皆有序分和流通分,因此,俗称为「广本」。

  除了以上八种译本外,1998年于北京图书馆发现,明朝智光法师所译的《心经》与清康熙年间所译的汉、满、蒙、藏四种文字的合刊译本。由此可知,一千五百年来《心经》即有十六种汉译本,现存十种版本。若加上近代敦煌石室出土写本及梵文、藏文译本等,根据学者研究收集约有184种5

  《心经》经文出自六百卷《大般若经》的节录6,因此历来学者对《心经》之形成是否可称为「经」,尚存在不同的看法。然而,古来高贤大德对此明解开示,论理成教,法藏贤首大师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疏》中即说:「般若心经者,实谓曜昏衢之高炬,济苦海之迅航,拯物导迷,莫斯为最。然则般若以神鉴为体,波罗蜜多以到彼岸为功,心显要妙所归,经乃贯穿言教。从法就喻,诠旨为目,故言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窥基大师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赞》中也说:「心者,坚实妙最之称,大经(指《大般若经》) 随机, 义文俱广, 受持传习或生怯退,传法圣者录其坚实妙最之旨,别出此经。……欲令随证,或依或说般若贞实,而说此经,故以心目。」

  何况「经」一字,有含藏「贯、摄、常、法」四种内涵,《心经》总括般若空性观照之理, 所言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乃至十二因缘、四谛皆空无所得,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其义恒常。贯摄凡夫、二乘、菩萨修持的次第,远离颠倒妄想,至涅槃岸,「事虽万像统即色而为空,道纵千门贯无智而兼得。」因此,标目为「经」殆无疑义。

  馆藏《心经》石刻拓本

  《心经》约繁为简,历来作为道场日课、造像刻经、持诵书写的法门,因此,历朝历代以来书写刊刻《心经》多不胜数。中台世界博物馆展厅中即展出《心经》石刻拓本共四件。一是唐怀仁集王《三藏圣教序》碑拓本、二是唐代王仁表造《心经》碑、三是百塔寺草书《心经》拓本、四是辽代守澄等造陀罗尼经幢刻《心经》。

  集王《三藏圣教序》碑《心经》拓本

  唐怀仁集王《三藏圣教序》碑拓本,原碑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目前所知《三藏圣教序》碑有四座,最早为大慈恩寺永徽四年(653)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碑,现立于西安大雁塔卷门两侧。其次是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怀仁集王圣教序》及《同州圣教序》。最后为立于玄奘法师出生地河南偃师王行满书的《招提寺圣教序》。其中唯有《怀仁集王圣教序》在序记之后特别刻了太宗、高宗的答表及当时新译《心经》原文,最后并将参与润色的官员及摹刻人名罗列,立碑时间为唐高宗咸亨三年(672)。

  关于弘福寺怀仁法师集王字的因缘,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法师于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太宗诏请于弘福寺翻译经典,贞观二十二年秋,上表进新译佛典,正值弘福寺新修佛像,先后两次,求乞太宗御制作序,「玄奘又窃见弘福寺尊像初成,陛下亲降銮舆,开青莲之目,今经、论初译,为圣代新文,敢缘前义,亦望曲垂神翰,题制一序,赞扬宗极。冀冲言奥旨与日月齐明,玉字银钩将乾坤等固,使百代之下诵咏不穷,千载之外瞻仰无绝。」据彦悰法师笺注,序记写成之后,「时弘福寺寺主圆定及京城僧等,请镌二《序文》于金石,藏之寺宇。帝可之。后寺僧怀仁等乃鸠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勒于碑石焉。」7由于当时王羲之书帖大部分被搜罗进内府,民间难得一见;加上太宗对王字青睐有加,若以《兰亭》临写摹本分送大臣之事来看,当时为保留王字,而以摹搨集字流传,恐已成为当时风靡的文化活动。《集王圣教序》此碑为弘福寺僧怀仁法师于二十几年间,依据内府所藏王羲之书法鸠集重组而成,由于怀仁法师书法造诣深厚,及对官方寺内集字立碑的严谨态度,虽然不是王羲之亲自书写,但王羲之书法的风貌大都被保存下来,完好地再现王字书法的艺术特征,相对于现在寥若星凤的王字法帖而言,此碑不但保留了王羲之书法两千多字,重要性不下于《兰亭》,被誉为百代楷模;而且历来习写王羲之书法者无不脱胎于此,所传拓本被书家视为神物,珍若拱璧。

  而《心经》之翻译时间,据《三藏法师传》所载,玄奘法师于弘福寺翻译经典,所共参与者,证义大德十二人,缀文大德九人,其中包括益州多宝寺道因法师及终南山丰德寺道宣律师。根据道宣律师《大唐内典录》经录记载,《心经》为玄奘法师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在终南山翠微宫所译8。由于道宣律师曾参与玄奘法师的译经工作,所言确然可信。因此《集王圣教序》于鸠集王字之时,当时弘福寺尊像初成,将圣代新文《心经》附于其后,刊之于寺,勒石于碑,也是宣明圣教,重彩增华之事。镌刻之后的《圣教序》,也确如其表所说,「百代之下诵咏不穷,千载之外瞻仰无绝。」在宗教、文化、史料及书法艺术上,都是一件功德盛美之事。(待续)

  注释:

  1.福井文雅,《般若心经观在中国的变迁》(PDF),1983。

  2.唐法藏法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疏》。CBETA T33n1712。

  3.「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证一切法真如究竟乃得无上正等菩提,由此故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诸佛,是诸佛母,能示诸佛世间实相。」《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零六‧初分佛母品第四十一》三藏法师玄奘译。「梵天!若护持如来一四句偈,是人功德尚不可量;况复般若波罗蜜,三世佛母。何以故?梵天!诸佛如来皆从般若波罗蜜生。以法供养,即是供养诸佛如来,不以赀财而为供养;法供养者,诸供养中最为第一。」《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七‧付嘱品第十六》陈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译。

  4.周止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诠注》,P1。

  5.林光明编着,《心经集成》(,P3、14。

  6.《心经》的主要部分,是源自于《大般若经》第四百零三卷〈观照品〉第三之二,并与《大品般若经‧习应品》第三的内容相同。另外,「是大神咒,……能除一切苦」计二十二字,与《大般若经》第四百二十九卷〈功德品〉第三十二,以及《大品般若经‧劝持品》第三十四的经文大同小异。

  7.唐沙门慧立本、释彦悰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七》。CBETA T50n2053。

  8.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第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见内典录第二出与摩诃般若大明咒经等同本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于终南山翠微宫译沙门知仁笔受)。」

  馆藏《心经》石刻拓本

  王仁表造《心经》碑

  王仁表造《心经》碑 ,唐垂拱元年(685)造,高度仅44公分,为小型造像碑,碑首上有双螭盘绕,碑额刻一小佛龛,碑身主龛为一佛二菩萨造像,下有楷书题记,记载王仁表为其亡女虫子祈福所造。此碑虽小,但主龛佛像雍容庄严,坐于鱼鳞纹帷帐龛内,二菩萨发髻高结、体态纤长呈三曲姿,为唐初期造像遗制。难得一见的是,碑侧及碑阴刻有玄奘法师译本《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目前可以见到的玄奘法师译本《心经》刻石,最早为北京房山石经中刻于显庆六年(661)的《心经》1,相较于《集王圣教序》(672)更早,可见《心经》在玄奘法师翻译完成之后即广为流传,而馆藏王仁表造《心经》碑则刻于685年,其中经题前多了「佛说」二字,内容或有增减,可视为民间刻经的版本,弥足珍贵。

  百塔寺草书《心经》拓本

  百塔寺草书《心经》拓本 ,原石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碑无题书者,后有明代孙仁跋,原石本刊立于长安百塔寺内,明代时移入孔庙,《寰宇访碑录》、《陕西金石志》皆载有此碑。碑林藏有清代《石刻拔萃》碑,记载此碑为唐草《心经》最早记录。碑中目录将《断千字文》、《肚痛帖》及唐草《心经》列为张旭所书2。《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对这两种草书《心经》皆有著录,也都记载称为张旭所书写,无年月。明代孙仁称百塔寺《心经》为王羲之所书,而西安碑林《碑林总目》则称为唐人所书,可见此碑为何人书写,尚有争议。

  著录中的唐草书《心经》,是否就是百塔寺草书《心经》,或是本为两石,而碑目混讹,不得而知。此碑笔法连绵,用笔劲利,转折处略显孤峭,似张旭却不够狂放,似唐草又含蓄雍容不足,就草书结体与书写笔法来看,应为唐以后人所书,惜碑石仅存四石、二十五行,175字。

  守澄等造陀罗尼经幢刻《心经》

  守澄等造《陀罗尼经》幢 ,辽圣宗统和二十三年(1005)刻,汉白玉,高386公分。幢身为八角形,三层,每层皆有伞盖莲座,最上层刻四坐佛及四弟子;中层刻四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观自在菩萨及慈氏(弥勒)菩萨,有题记及供养人。底层刻不空和尚译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玄奘法师译本《心经》。为辽小王院院主比丘僧守澄为父母所造,摄定武军节度推官朱丞荣书。

  辽承唐制,因此佛教信仰及造像形式大都承袭自唐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自唐传入中土以来即流行用于度亡祈福,加上帝王颁诏,不论在通衢大道、寺院或是墓地,建立经幢用以度亡先人之风不绝,直至宋明之际3。此幢除了主要经典《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之外,其中一面还刊刻了《心经》,自经题算起共十行,每行32字不等,楷书工整,书法有唐代石经规整清峻的欧体遗风。

  在陀罗尼经幢上刊刻其他经咒,不乏其例,如金代天德二年(1150)益都铁佛院僧普行,为故比丘慧兴建塔幢,其上即刻有《心经》4。而依据辽史记载,辽代帝王信仰观音故实,而将观音造像迁入木叶山家庙,尊观世音菩萨为家神,此幢即刻有「观自在菩萨」像,而刊刻《心经》的缘起可能亦与观音信仰的流行有关。

  总观本馆所藏心经石刻与拓本,除了展出的四件之外,其他见诸装藏、明清石刻与造像,也所在多有。见证了《心经》广为流传的历史,其普及状况不论是译经的版本、刊刻的种类,及呈现的艺术形式,皆足以说明《心经》在佛教历史上翻译及流传的多种样貌。(全文完)

  注释:

  1.佛教藏经相关资料库。

  2.《西安碑林全集》卷二十四、四十九,碑林博物馆。

  3.刘淑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唐代尊胜经幢的建立──经幢研究之一。

  4.《益都县图志》卷二十七,〈广化寺僧慧兴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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