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网
诗词研究 诗词学塾» 古诗词网» 发布人:古诗词网(馨月老师) 发布时间 2024-2-21 7:40:09

本文讲解《高士图》中的“魏晋风流”相关的内容,具体如下:

魏晋人物,在士人风貌流变史中具有关键性的一环,可以说是士人生活风貌的转捩点。所谓魏晋风流、魏晋风度,就是对其行为、性格、精神、风貌的概括。从图像叙述思想的角度看,高士图中《七贤图》《竹林像》等,则是后人对魏晋风流的追忆和描述。这些图画在古代的绘画传统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不仅形象再现了魏晋士人的特有情怀和人生追求,而且也反映了魏晋时期士人对隐逸传统的推崇。

人们在描述以隐士故事作画的传统时,常常会溯源到《尚书·说命》,其中记载高宗梦到贤人,让画工将其刻于木上的故事:“王宅忧,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群臣咸谏于王……王庸作书以诰,曰:‘以台正于四万,惟恐德弗类,兹故弗言,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诸于左右,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这是治政的经典故事,武丁求贤臣良佐,将梦中的圣人形象绘制成图,并依图索人,找到了隐居傅岩的傅说。这个大概是人们用隐士的故事作画的最早记载。

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很多著名的画家都有过以隐士或高士为绘画对象的作品,比如顾恺之有多幅作品与此相关,顾画有《异兽古人图》《桓温像》《桓玄像》《苏门先生像》《中朝名士图》《谢安像》《阿谷处女》、扇画《招隐》《茑鹄图》《荀图》《王安期像》《列女仙》,白麻纸《三狮子》《晋帝相列像》《阮修像》《阮咸像》《十一头狮子》,白麻纸《司马宣王像》,一一素纸,《刘牢之像》《虎射杂鸷鸟图》《庐山会图》《水府图》《司马宣王并魏二太子像》,《凫雁水鸟图》、列仙画,《水雁图》《三天女图》《三龙图》绢六幅图,山水古贤、荣启期、夫子、阮湘并水鸟屏风,《桂阳王美人图》《荡舟图》《七贤》、陈思王诗,并传于后代。其中不少是隐士题材,或与隐士、高士相关联的题材。

还有陆探微,其有《孝武功臣竹林像》和《荣启期孔颜图》。《历代名画记》列陆探微为上品上。探微,吴人也。宋明帝时,常在侍从,丹青之妙最推工者。谢赫评云:“画有六法,自古作者,鲜能备之,唯陆探微及卫协备之矣。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非激扬可至,铨量之极乎?上品之上,亡地寄言,故居标第一。”李嗣真云:“‘亡地寄言,故居标第一。’此言过当。但顾长康之迹,可使陆君失步,荀勖绝倒。然则称万代蓍龟衡镜者,顾、陆同居上品第一。”张怀瓘云:“顾、陆及张僧繇,评者各重其一,皆为当矣。陆公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虽妙极象中,而思不融乎墨外。夫象人风骨,张亚于顾、陆也。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亡方,以顾为最。比之书,则顾、陆、钟、张也,僧繇、逸少也,俱为古今独绝,岂可以品第拘?”张彦远同意诸家之评,推崇陆探微绘画精妙,其中《孝武功臣竹林像》《荣启期孔颜图》皆传于世。

除此之外,还有夏侯瞻、史道硕和戴逵三位画家绘有高士图:“夏侯瞻(下品),谢云:‘气韵不足,精密有余,擅名当代,事非虚美。’在第三品毛惠远下、戴逵上。《郢匠图》《高士图》《倕山图》《楚人祠鬼神图》传于代。”“史道硕(上品下),孙畅之云:‘道硕兄弟四人并善画,道硕工人、马及鹅。’谢云:‘硕与王微并师荀、卫,王得其意,史传其似。’《古贤图》《金谷图》《鹅图》《牛图》《七贤图》《七命图》《蜀都赋图》《三马图》《八骏图》《服乘箴图》《酒德颂图》《琴赋图》《嵇中散诗图》《田家十月图》《马图》《王骏戈船图》《梵僧图》《燕人送荆轲图》,并传于代。” 戴逵画作甚多,“《阿谷处女图》《孙绰高士像》《胡人弄猿画》《濠梁图》《董威辇诗图》《孔子弟子图》《金人铭》《三马伯乐图》《三牛图》《尚子平白画》《嵇阮像》《嵇阮十九首诗图》《五天罗汉图》《名马图》《渔父图》《狮子图》《吴中溪山邑居图》《杜征南人物图》,并传前代”。戴逵并没有题为“七贤图”的画作,但他有单独描画嵇康、阮籍的画像。另还有一幅题为“孙绰高士像”的画作,孙绰为东晋玄言诗人,早年博学善文,放旷山水。《历代名画记》中还在下品中记载了一位叫史艺的画家,也曾画过《孙绰像》。

以上这些画家的作品题材众多,而高士、隐逸题材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类作品主要集中在对竹林七贤的具象描绘中,很可惜,这些画作都已失传,也没有更详细的文献记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职业画家有对七贤题材的描绘外,在民间也有对七贤题材的刻画,最为著名的是20世纪60年代在南京、丹阳发掘出土的四座南朝帝陵中,相继发现以“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为题材的画像砖。壁画中有八位高士盘踞而坐,有的弹琴,有的饮酒,中间隔有杨树、银杏等树。

除了在南京一带发现的以上的砖画,在其他地区出土的墓葬中,也有发现隐逸题材的高士图,比如南昌出土的东晋漆盘,以及河南出土的商山四皓砖画。有学者认为,一是“墓葬中装饰高士图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习俗”,二是墓葬中发现的这些高士图像,“除了七贤等形象作为名士所具有的魅力外,还应当有着与丧葬观念密切相关的象征意义”,“人物在新的语境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荣启期、四皓等被看作求仙的媒介或同路人”。从绘画人物形态和出土背景看,应是如此。

提起“高士图”,声名大噪者乃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宋人《柳荫高士图》。现存关于此画的记载见于《石渠宝笈》:

素绢本着色画,左方下有孙承泽印一印,右方下有北平孙氏一印,左边幅有棠村审定、蕉林二印,轴高二尺三分,广一尺二寸四分。

《柳荫高士图》

由《石渠宝笈》的记载可见,我们只知其乃宋人之作,相关的背景知识则无从查考。从图中可知,这是一位高士箕踞在柳荫之下,袒胸露腹,且坐前有酒盈樽,自斟自饮,头着葛巾。近前还有一幅手卷展开,只可惜卷轴上没有写字。而柳荫与高士头部之间的空隙中留有乾隆皇帝的御笔题诗:“柳荫高士若为高,放浪形骸意自豪。设问伊人何姓氏,于唐为李晋为陶。”乾隆皇帝对这幅宋人的《柳荫高士图》十分喜爱欣赏,不仅亲自题诗其上,而且还对这幅“高士图”上的主人公姓甚名谁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这位高士是唐代人物,就是李白,如果是晋代人物,便是陶渊明。

而此幅画上的两方印的主人孙承泽是明末清初的政治家、收藏家,为今人所知最著名的是《庚子销夏记》。《庚子销夏记》是一部作者评价其所见晋唐以来名人书画之作,其言曰:“庚子四月之朔……取法书、名画一二种,反复详玩,尽领其致。然后仍置原处,闭扉屏息而坐。家居已久,人鲜过者,然亦不欲晤人。老人畏热,或免蒸灼之苦矣。退谷逸叟记。”对于“反复详玩”的名画,孙承泽记录得非常详细,其中对一幅叫《李龙眠髙士图》的画作记述而下:“画用绢素。淡设色。古柳一株,高士袒坐其下,书卷横陈,有酒盈罍。坐者微醺含笑,翛然自得,是陶征君归后像也。非龙眠三十年优游林泉,岂能追摹至此?赵子昂亦曾画《归来图》。元人题云:文章撑住晋乾坤,三径清风宛若存。何事挥豪松雪老,不知芳草怨王孙。子昂见之,当有余愧矣。余所收龙眠画,有《莲社图》,有《罗汉图》,有《临顾斫琴图》,有《临陆布发图》,今皆散在友人家。更有《祖师像》一卷,精绝,自宋皆流传衲子家,如云坪宏济诸人,皆有跋语。及贯休罗汉、宋人应梦罗汉、又罗汉渡江卷,亦俱赠友人矣。”

根据退谷先生的描述,有古柳一株,高士坦胸坐于其下,书卷陈列于前,酒满于樽,确实很符合宋人《柳荫高士图》的画面场景。并且退谷先生言,若赵孟頫见到此画,亦会羞愧于自己的画作。所以此画当在赵孟頫生年之前,也符合是宋人画作的时间。那么,根据《庚子销夏记》的记载,这幅画作的主人翁便可以推断为陶渊明靖节先生,而非李太白居士。况且李白曾有《题东溪公幽居》一诗:“杜陵贤人清且廉,东溪卜筑岁将淹。宅近青山同谢朓,门垂碧柳似陶潜。好鸟迎春歌后院,飞花送酒舞前檐。客到但知留一醉,盘中只有水晶盐。”其中的“门垂碧柳似陶潜”一句,确实也印证了高士图中柳树与陶潜的对应关系。而陶潜《五柳先生传》被认为是其自传散文,其中写道:“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文中的“五柳树”“性嗜酒”“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等句,又将一个柳树下嗜醉而归的高士形象烘托而出。而《柳荫高士图》中的高士一副酒后“晏如”的姿态,恰是《五柳先生传》的最妥帖的表现。所以,“柳树”“酒”“嗜酒”“醉卧”等元素是与陶潜分不开的。《宋书·陶潜传》中记载:“颜延之……与潜情款。……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着之。”

这一段记载也与《柳荫高士图》中湿漉漉的葛巾形象相符。可见《柳荫高士图》中的陶潜形象已深入人心。而袁行霈先生《古代绘画中的陶渊明》曾经对古代绘画中的陶渊明做过详细的探讨,他认为“菊花、松树和酒是陶渊明的标志,也成为绘画中代表陶渊明的元素。……酒是陶渊明借来驱遣其苦闷的……所以画家在为陶渊明画像时,便很自然地会将酒作为他的另一种象征性的点缀,画他饮酒、以酒相随或醉酒。……除了松、菊和酒以外,绘画中代表陶渊明的元素还有五柳、葛巾、藜杖”。

李霖灿《中国名画研究》中专门讨论了这幅画,认为《庚子销夏记》定《柳荫高士图》为北宋李龙眠的作品尚可斟酌,从笔法和构图看,应是南宋人的作品。不管怎么说,图中高士确是陶潜,但是,作为高士图的代表作,在乾隆皇帝眼中,所谓高士,不仅仅是陶渊明,也有可能是李白。是乾隆皇帝并未认真对画中主人公进行周密的考证,还是乾隆本人随性发出的一句疑问?无论如何,由“于唐为李晋为陶”一句所引出的,是我们对高士图的思考,他的题材来源,他的形式表现,究竟来源于怎样的传统积淀?

高士亦有“隐士”“幽人”“逸士”“逸民”“处士”等称谓,取自《易经》“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一句。孔子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所谓“隐居”“独善”,都是古人隐逸的一种说法。仕与隐成为古人生存状态的两端。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说“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并认为“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班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曰:“楚两龚之洁,其清矣乎!蜀严湛冥,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举兹以旃,不亦宝乎!”这些人都是高士的滥觞。到了东汉魏晋时期,隐逸之风盛行,传记文学发展迅速,出现了一大批高士传记,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编撰的各种隐士传记、正史传记中的隐逸传和文人创作的专门杂传。现存著名的有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及皇甫谧的《高士传》,由此,文人们通过著作以及自己的生活行为,建构起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的高士情结和隐逸传统。

但是,到了唐代,高士隐逸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细微的差别,魏晋南北朝是出仕不成而隐,唐人是为出仕而隐,由此造成了高士内在涵义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后代以高士为题材的绘画作品中,产生了或明或暗的表现。正如乾隆皇帝面对宋人《柳荫高士图》而产生“李白”或者“陶潜”的疑问,魏晋传统与唐人作风在后代高士图中留下不同的印迹,都内化于文人的创作中,成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笔端流淌。

高士的陶潜、高士的李白确实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也分别代表着不同内涵的魏晋风流和盛唐风流。观历代高士图,当有直观体认。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更多有关“《高士图》中的“魏晋风流””的文章请阅读 » 《诗词研究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