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又称楹联、楹帖等），是悬挂或粘贴在墙壁和楹柱上的联语，是用汉语描述客观事物、表达人们思想感情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具有诗、词的某些特点，但比诗、词更精炼、更工整，也更富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因此，它是中国文学艺术中的一种特有的形式，也是汉族文学艺术中独有的一大艺术特色。汉族语言不同于其他民族语言，其他民族语言很难作出文字上的两两相对和形式工整协调的对联。汉语文字字形方正，结构优美，音节分明，声调匀称。因此，汉字便于形成对句，适合创作对联。对联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千百年来，它一直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所欣赏，也日益为国内外汉学家所重视。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它已流传许多国家和地区。
　　
　　对联，一般是用古典艺术语言造句和修辞的，所以它十分典雅、精炼、优美。它的表现手法多种多样：或状物写景，或咏物言志，或抒情寓意，或缅古叙怀，或扬善抑恶等。同时，它又是与书法糅合在一起的综合艺术，两者互相映衬，更显出一种神彩飞扬、瑰丽典雅的艺术美。对联讲究炼字炼意，作者常用精练的文字、巧妙的构思以及画龙点睛的手法，为读者创造出感情丰富、形象鲜明、构思奇特、意韵浓郁的各种作品，因而，它能引人入胜，发人深思，耐人寻味，给人启迪。思想健康、艺术精巧的联语，更是经久不衰，永放光彩。许多联语，不但和诗、词同样具有高度的文学性和审美意义，而且富有广泛的使用价值，它与诗、词相比，能赢得更多的读者，使用的范围也更为广泛。从对联发展史看，它萌芽于律诗之前，发展于律诗之后，鼎盛于诗、词日益衰落的清代，至今仍被广泛地使用。我国对联的形式，其渊源极为久远。早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雏形的对句。例如《易经·系辞》中，就有这样的句式：“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又如《老子》中，亦有类似的句式：“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知，前后相随。”这些对句（或称偶句、对仗句），尽管对得还不工整，但对偶形式已开始萌芽。这对以后骈文、律诗和对联的创作，却具有渊源关系。对联究竟起源何时，其说不一。
　　
　　有人认为，最早出现的是五代孟昶的春联。据传，古代东海度朔山有大桃树，桃树下有神荼、郁垒二神，主管万鬼，如遇作祟的鬼，他们就把它捆起来喂老虎。后来，民间在春节时，为驱避鬼怪，便在桃木板上画上两个神像，这就是“桃符”。到五代时，桃木板上的神像就演变为书写文字的对联。宋张唐英在《蜀木寿机》中记载：“孟昶命学士为题桃符，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相传，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但这种春联，在当时还只是写在宽约一寸、长约七八寸的桃木板上，仍称“桃符”。又有人认为，后蜀宫廷题联，早已成为习惯，而孟昶不是最早的题联人。谭嗣同曾考证：刘孝绰（南朝梁文学家）罢官不出，自题其门曰：“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三妹令姻续曰：“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这虽是诗，但语句皆为骈俪，又题于门上，这应是我国最早的对联。到宋代，春节粘贴对联，已成为一种普遍风俗。
　　
　　如王安石在他的《元日》诗中写道：“千户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说的“桃符”，其意还是孟昶当时所书写的春联。孟昶是五代后蜀的国君，后蜀不久为宋所灭，但这种在桃木板上题联的形式，宋代就被广泛地使用。以后，人们又用纸张代替桃木板写联，这与今天粘贴的春联，并无什么区别。又据传，把“桃符”推广为春联的，还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事。朱元璋定都金陵后，在一次除夕前，他传旨：无论公卿士庶，每家门口都要粘贴一副春联。除夕晚上，他还微服出巡，见到五彩缤纷的春联，他非常惬意。当走到一家庶民门口时，见没有贴出春联，他很奇怪，一打听，原来这家是以“阉猪”为业的，不好意思写春联贴上。于是朱元璋就精心思索，亲自给这家写出一副对联，联云：“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全联并未说出“阉猪”二字，但这个“阉”字的含义却充分地体现出来了，而且全联对得工整、确切，曲而不浮。第二天，他又来到这家门口察看，见门框上仍未贴出对联，他更觉得奇怪。
　　
　　当询问时，这家主人说：“因这副对联是皇上的御笔，我贴到神龛上供起来了。”朱元璋一听大喜，当即赏给这家主人一些银钱。由于皇帝亲自提倡春联，对联这一艺术形式就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场合。不但婚丧、喜庆使用它，一些名胜古迹、驿店茶亭、官署试院、楼台亭阁等处，也都普遍地使用它。对联就这样流传开了。对联，作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逐渐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人们在小至婚丧嫁娶、记事抒怀，大至国家大典、政局分争之时，无不应用。春联、寿联、挽联、贺联、名胜联、宅第联、答赠联、中堂联，名目繁多。后来，它不仅冲破了一般的喜庆范围，进入了名山大川、佛殿书院、清泉仙洞、画阁芳园、亭榭馆所，而且应用到宗庙祭祀、寿诞生辰、营建修造、落成迁徙、出行远游、入学考第、送往迎来。总之，一应大小事务，都有品题赠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