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有些让我生气的年轻人。

　　那天早上，在画廊里，我是真的生气了。

　　平常的日子里，多半不希望别人来打扰我日常生活的秩序。所以那一阵子。有人想来访问的时候，我都向他们说出我画展的日期和地点，请他们直接在那个时候到画廊里访问我。

　　那几位年轻人就是和我约好以后，到面廊来为他们校刊作采访的。

　　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谈得满高兴的，一直到有一位同学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席女士，您有没有考虑过把画展挪到公馆附近去展出呢？"

　　我不懂他的意思，请他再说一遍，他说：

　　"我们同学要我转达的意思就是：忠孝东路这一带离我们学校太远了，您如果能够虑虑到罗斯福路公馆附近去展览的话，同学顺道来看画展的人可以多一点，因为比较近，比较方便。"

　　这一次我完全听懂了。

　　接下来我大概说了一些令我脸红令他们也脸红不安的气话，害得他们一直摇手否认，一直向我解释这些不是他们自己的意见，只是少数几个同学要他们转达的意见而已。

　　采访当然还是继续下去，可是我心里还是气愤难平，怎么会有这样的年轻人！

　　怎么会有这样的年轻人？视一切为理所当然的年轻人？这一次的画展我分了两个部分展出，在一个画廊里是我最近四年来的新作品，在另外一个画廊里，我特意把二十多年来学画的历程做了一次抽样的展出。为了这次展览，我把尘封已久，卷放在龙潭乡下的画一张一张地拿了出来，重新钉框，重新拭净，雇车运到台北，再一张一张地挂起来。有那么多朋友帮我的忙，希望我的画展能有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来看。而这些年轻人是听说了，也知道了，只是觉得从罗斯福路走到忠孝东路有点远，有点麻烦，就不来看了。

　　他们一定不能了解，我为什么会那样生气。他们托同学转话也是好意，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如果看画展而不顺路，他们是会嫌远、嫌麻烦的。

　　那天整个下午，我都还在这种气愤的感觉影响之下，所以，当那位老先生走过来和我说话的时候，我的态度并不很很。

　　他其实也不是和我说话，他只是用一种很不好意思很轻的声音过来问我：

　　"请问，我可不可以给这张画照一张相？"

　　那时候我坐在画廊正中茶几旁边的椅子上，正对着大门，他推门进来以后大概是想问询问台的，没有得到回答之后才又转过头来问我。

　　询问台上坐着的刚好是画廊张小姐的孩子，小男孩向他指一指我，他的脸就转过来向着我。

　　很难形容那样的一张脸，纵横着皱纹，纵横着风霜，却又有点害羞般地微笑望着我，好象深怕这样的要求会触犯了我似的。

　　我只向他说了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我只冷冷地说了五个字而已：

　　"可以，您请便。"

　　然后我就低下头看我手上的书了，那时画廊里人比较少，我也比较能够安静地坐一坐。

　　老先生对我身旁的一张画拍了几张相片之后，就也在茶几对面的椅子上轻轻坐了下来，面对着那张画，好象是对我又好象是对画轻声说了一句：

　　"这真象那个战场。"

　　我抬头看他一眼，又转过身去看那张地正在出神凝视着的画，我的天！天下的人真是无奇不有！那张画整个画面上是一种安静的蓝色调子，是我这一次展出的"夜色"系列里的一张，我想表现的是月光下乡间草原的感觉，和"战场"有什么相干？

　　我又看了老先生一眼，心里开始提防起来，本来也是，这世界上什么奇怪的人都会有啊！

　　可是那真是一张很温柔也很谦卑的面孔，花白的发梳得很整齐，声音也是轻轻和很没有把握的样子，好象他不太知道应不应该说下去，也不太敢确定我愿不愿意听。

　　不过，他还是说了：

　　"那一年，就是徐蚌会战那次，在徐州附近，我们就遇见了这样一个地方。

　　那天，我们行军到这里，天色已经很晚了，前面的人传话过来说可以在这一带休息。你要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打仗行军，就跟赶鸭子一样啊！乱走乱碰，那有象现在这么好的侦测设备。

　　就是可以休息，我们就真的休息了。大家都累了，眼前这一大块草地一大块天空又那么安静，那么好看，谁不想多坐一会儿呢？"

　　老先生停了一停，我发现这个时候的我已经不自觉地正襟危坐起来，眼睛睁大了直对着他看。老先生又微笑了，还是那种有点抱歉的笑容，还是那种很轻，怕触犯了我的声音，他继续说下去：

　　"可是，谁也没料到，敌人就在附近，十几辆车子过来，那天我们损失了好多弟兄，损失了好多人哪！"

　　画廊的门被推开了，拥进来几个热情的朋友，我赶快站起来向他们打招呼，同时又急急地看了老先生一眼，我的意思是希望他能留下来，等一等我。但是老先生也许是误会了，也许是不喜欢这样太多嘈杂的场面，他站起来微笑向我鞠了个躬就很快转身走出门去了。

　　在那几秒钟之内，我一面和朋友们寒暄握手，一面却感觉到自己心里的波涛汹涌，老先生啊！您为什么还要向我行礼呢！要向您深深鞠躬的应该是我才对啊！

　　应该是我这一个骄傲冷淡，不知道优患，不知道悲苦，因而也不知道感激，以为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理所当然的年经人，应该是我要向您深深鞠躬才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