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袁绍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起兵，是因为新年号与自己的字（袁绍字本初）有相合之处，便认为起兵一定能获成功。

　　别责备袁哥唯心，后世人也大多信这个，美国总统就职演说的最后一句就是句固定台词：“上帝保佑美国！”

　　没想到在袁绍最初起兵渤海，声言讨伐董卓进军洛阳的时候，第一个作战对象竟然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冀州刺史韩馥。

　　对顶头上司开火一般人们都乐意做，不过玩明的不多，那是要冒绝大风险的，上司们对直接下属大多也是如此心态，但风险系数要小得多。

　　韩馥是从东汉文化重镇颍川走出的士人，是董卓进京后，周毖、伍琼这两个无间道高手，为将来拾掇董卓向冀州这个战略要地布下的一颗棋子。而人一旦做上了官与想当官时的心情是大大不相同的。

　　汉末的冀州兵精粮足，士民殷盛，以如此之势来面对中原凋敝，优越感便油然而生。

　　在洛阳朝廷中，韩馥可以做他的清流，写一些官样的文章，喝喝小酒，发发牢骚，抒发一下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在士林中博得一个直言的美名。但是成为冀州刺史后，韩馥这个士人就发生了变化，现在他已集一州的军政大权于一身，到手的富贵谁愿意轻易丢掉？

　　一个既得利益获得者不会再有先前的作为了，逼人的社会现实，已经使激情跃出笔端，变成他日常要应对的地方行政。他必须倾其才智，为自己以及与己相关的群体利益尽心谋划，稍有不慎，冀州刺史这顶官帽就会被他人抢走，现实的残酷，正侵蚀着韩馥的身心。

　　他不能也不敢再去实践一个愤青的社会理想了，做一个果敢的勇士，去奔赴国难。

　　即使有冀州的强大实力为后盾，但要与董卓那支横暴的凉州军相抗衡，韩馥还没有那个胆量，道义的光环不能当饭吃，慢慢地褪去了它的色泽是必然趋势，受制于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压迫，韩馥进退两难！在袁绍首倡义兵讨伐董卓时，则更是难到了极点。

　　袁绍自与董卓反目之后，便来到了冀州，而此时朝中名士们正在为他斡旋，使他免遭董卓的毒手。在周毖、伍琼、何颙等人的游说下，加之袁氏在朝中显赫地位，董卓也“大度”地许给了袁绍一个渤海郡太守的官职，还封他做了邟乡侯。

　　而汉末地方行政职权的划分，已经与前大不相同了，一州刺史不再是只执行监察权，而是统摄一州军政，这就使得袁绍成为了韩馥的下属。

　　但韩袁之间还有一层关系，袁氏四世三公，其门生故吏遍布天下，韩馥就是袁氏众多门生之一，作为东汉的一则惯例，门生一旦发达，总会对自己宗师的后代眷顾有加，韩馥对袁绍是端不起什么长官的架子来的。而且，袁绍又怎会把一个“小小”的渤海郡太守放在眼中？

　　袁绍逃离洛阳的目的，就是要避开董卓的锋芒，纠集武装，反攻洛阳，有没有官衔，并不重要。之所以他要接受董卓的这份“恩赐”，无非想行事方便些，以汉官的名义讨伐汉朝叛逆，当然是合乎情理而又名正言顺了。

　　袁绍现在明目张胆地造反了，韩馥却改变了初衷。

　　刚才说过，韩馥离京就任冀州刺史，是周、伍里应外合讨伐董卓计划中的重要一步，韩馥理应起兵。但是，在听说袁绍到了渤海，要树立义旗、兴兵伐董的时候，韩馥却慌忙派遣手下亲信以州官的名义前往渤海，看住袁绍，不准革命！

　　只是，这起不了什么作用，士人以武力来对抗强暴是大势所趋，袁绍树立义旗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几个从事小吏又怎能阻拦得住呢？况且，韩馥如果一味设置障碍，只会将自己扯进泥潭，遭到来自于士人方面的鄙弃，而不会获得董卓的好感。而做一只孤云野鹤，却又不是韩馥所甘心的。

　　袁绍起兵在即，冀州眼看就会因此被卷入一场无望的战争当中，韩馥刚刚得到的殷实资本可能会化为乌有，这可如何是好？

　　恰恰就在这时，一纸三公移书使得韩馥脱离了烦恼。虽然这纸文书实际上是由东郡太守桥瑁假借三公名义发往州郡的。本是州郡起兵的讯号，但在韩馥眼中却成了帮助他摆脱无形利害纠葛的救命稻草。

　　有了它，韩馥就可以听任袁绍起兵，去解消士人们必然的责难。同时，拿着这纸文书，又可以避免事后可能出现的董卓对他的责难。

　　但这并不等于韩馥从此就可以像瑞士那样成为中立国了，由袁绍起兵所激发的士人奔赴国难的炽烈情感，也在不同程度上感染了韩馥的心情。

　　不过，他仍旧很苦恼，在读完三公移书后，韩馥问手下文武，说：“现在我是帮助袁绍，还是帮助董卓呢？”

　　冀州大吏治中刘子惠答说：“此番兴兵是为国除害，何言袁、董！”

　　韩馥无语。

　　深深了解韩馥眼下两难处境与心情的刘子惠马上表示了对韩馥处境的体谅，他宽慰韩馥说：“打仗可不是件什么好事，您切记不可出头露面，做什么统帅；当务之急是应该派人去观察其他州郡的动向，一旦群情奋起，成了气候，您再参与进去也不迟。”

　　刘子惠的体谅，实际上是让韩馥隔岸观火，明哲保身。

　　这种思想的形成，是基于对冀州实力的权衡之上的，但他却没有真正化解韩馥此时的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