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宰相李斯而言,最让他担心的是秦始皇对齐、鲁两地儒士及方土的特别照顾。或许有血脉相传的亲切感,本土派部落领袖对来自祖先所在地的东方学说也特别感兴趣,尤其受邹衍“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很多儒生都成了方士。
或许统一后的工作压力太大,秦始皇也逐渐迷上了这些神秘主义论。韩终、侯公、石生、卢生、徐市都成了他的宠臣,他们以请求神仙寻找不死仙丹,来吸引信心和体力皆严重衰退的秦始皇。从28年首度东巡到32年间,秦始皇在这些人身上的确也花了不少钱财、人力、物力,其中尤以徐市带三千童男童女到东海求仙的规模最大。
“法家流”的李斯,师学自“性恶论”的苟子,思考模式上倾向理性推论,对于来自东方的儒学,一向便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排斥心理。加上秦始皇着迷于刻石、封禅及求仙等行为,更使李斯对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有着高度不安感,这些阿谀迎合的儒生和方士,无疑是他最具威胁性的敌人。
始皇34年,由于经济及文化统一政策推动的困难,引发不少政治危机,为压制各地方反对情绪,始皇不断展开长途的天下巡幸。但由于他自己经常不在皇宫指挥大局,也使朝廷的行政效率大降。与此同时又有北征匈奴、南伐百越、修筑长城、海外求仙等活动,加上修驰道、建宫殿和骊山陵工程,到处都在花大钱,使刚从数百年战乱中稳定下来的秦帝国,难免要国库空虚、民穷财尽了。
就在这一年,爆发了秦帝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斗争。
为庆祝对匈奴和百越的军事胜利,秦始皇在咸阳皇城大摆酒宴,特别邀请齐鲁一带儒学博士七十余人共宴。
主流派的外籍政团主将——官任仆射的周青臣,首先对秦始皇的功德大加称颂,秦始皇虽明知这不过一堆废话,但相对于困难重重的政局,这些表面上的成就也稍堪安慰了。
但博士集团领袖淳于越,对这些肉麻的歌功颂德颇为不满。他首先以殷周两王朝的长治久安,和目前的政局不稳作比较,指出症结在于制度,唯有封建子弟并依各地需要实施分权治理,才能解决当前问题。淳于越更直接指责主流派的官僚体系不正视问题,一味媚主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也。”
秦始皇也深知问题的确严重,乃将淳于越恢复封建制度的提案,交付廷议讨论。
对这件事最受不了的便是主持廷议的左丞相李斯,当年他反对封建制度,强力主张郡县体制和中央集权。如果接受淳于越建议,便等于承认自己错误,不但颜面有损,自己的地位、权势都有可能大幅度削弱。
因此,李斯立刻展开严厉反击,他向秦始皇表示,制度没有所谓的好坏,最主要在是否合乎时代环境的需要。秦国目前的体制,在当代是最为理想的,因此更需要贯彻到底以竟全功。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百姓)。”
他直接攻击其政敌,当今法令不行,问题重重,主要便是大家都以私心来批评执政当局。因此要提高效率推动政务,便要设法压制这种不负责任的批评,使公权力可以完全贯彻。他指出:
“古时候天下散乱,缺乏固定标准,各地方有各地方的制度,因此研究学问的人,也喜欢以古讽今,以华美的论调来扰乱实际的治理……。如今皇上已并有天下,世间黑白分明定于一尊,如果私人为学再像以前一样的混歧,则政府命令一下,各学派争相议论,以批评皇上来提高虚名,以不同意见来显现自己高人一等,率领着学生批评政府,这样子皇上的权威必遭到破坏,朝廷也会形成各种不同的党争……。”
为了避免学者以古非今,造成公权力损害,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实行严厉的思想统制了。
因此,李斯提出了他的构想:
“除了史官保存的,秦纪以外的历史全应烧毁,不是任博士官者,藏有诗书及诸子百家的,全加以烧毁。有随便谈颂诗书内容的,处死。以古非今者全家抄斩。官吏知道却不检举者视为同罪。此焚书令下30日内不烧书者,处以黥刑并发为奴隶。不必烧毁的只限于医药、卜筮、种树等书。若有想学习法令者,必须以吏为师。……”
商鞅以来的秦国政策,是以中央集权来集结各种力量,使秦国国力迅速增强,进而能统一天下。但统一后的秦皇室却因幅员过大,环境太复杂,丧失了执行政策的掌握力,进而造成统制上的无效和混乱。
但是当事者的秦始皇和李斯,虽感到问题的压力,却看不到问题的核心。以焚书政策来作思想的统一,已充分显示秦国当权者无力反应当时的环境,根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秦帝国崩溃的危机已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