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并非天生愚蠢，但胡亥对掌权及治国的确毫无概念，他作皇帝只是为了享受自己的生活而已，人民的需求。政治秩序的维持，跟他好像一点关系也没有。
　　
　　秦始皇晚年，由于统一政策失败，各地已严重不稳，加上军役、劳役太多，人民流离失所，小集团盗贼四起，抓不胜抓。始皇去世后，执政的宰相李斯彻底检讨施政上的缺失，乃决定暂停大型军役、劳役；与民休养生息。
　　
　　他和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共同进谏胡亥，为求长治久安之道，应降低王朝享受，减税薄赋，平息民怨，重揽人心。
　　
　　但对胡亥而言，任何事都好商量，但要他减少开支，降低享受，绝对无法接受，否则作皇帝还有什么意义可言。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群倚老卖老的大臣不断的叨扰，因此有意无意间总尽量逃避他们，有什么事便找要他作皇帝的赵高去抵挡一番。
　　
　　这下却正中赵高下怀。从小便为宦者，加上聪明又富才学，赵高对宫廷内的行政及皇权的运用了若指掌，因此深得胡亥信任。但在实际政治作业上，由于缺乏外界的资讯及经验，他还不如元老重臣的李斯，因而让赵高有着强烈的心理压力。
　　
　　既然胡亥害怕处理政事，赵高便乘机兴风助浪地怂恿道：
　　
　　“皇上本来便是尊贵无比，应当远离尘世俗人，不必处理复杂琐事。”
　　
　　这句话是胡亥最爱听的，既然有这样的“理论根据”，他更乐得不再上朝听事，成天留连在后宫，纵情享乐，一切政事委由赵高。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
　　
　　赵高成了“假皇帝”，他权力欲甚重，事无巨细大小，事事干涉。但对于平定流寇、重建天下秩序之事，他却一点也拿不出办法。为了不让自己的弱点暴露，他竟下令不可在朝廷上讨论流寇之事。
　　
　　等到周文的大军进逼到函谷关口一个名叫“戏”的要塞时，赵高才大感惊慌。
　　
　　他一面埋怨李斯等对政事处置上的失当，一方面也只得向胡亥报告，希望借用皇帝的威权来解决此一危机。
　　
　　突然接到这个紧急军情，胡亥也吓了一大跳，如同醉梦中刚醒过来的人，他急就章地求救于满朝文武。
　　
　　对关东流寇问题了解最多的，是主管渔政和税政的少府章邯。
　　
　　战乱发生不久，影响最大的便是各地方的租税和渔税，因此章邯比任何人都了解问题的严重性。半年来，哪个地方已沦陷，哪个地方仍平靖，他一清二楚。虽属文官，但他是传统的秦部落贵族后裔，有武学的基础素养，加上个性果断，度量宽宏，颇得人心，在文武官员中拥有不少朋友。平常交谈中，他们便常论及有什么方法可以应付当前的危机。因此对于这件工作，章邯的思虑最为完整而周密。
　　
　　由于蒙恬事件及诸公子事件，使不少秦国原有的武装部队都被编入骊山陵的罪犯劳役中，其中更不乏作战力甚强的秦部落传统军团。为了对抗周文急奔而来的大军，唯有重编这股潜在的军事力量才足以胜任。
　　
　　当天，章邯详细分析流寇态势，并向胡亥提出建议：
　　
　　“盗贼大军已至，声势浩大，即使我们想召集附近的郡县守军来对抗，恐怕也远水救不了近火。在骊山陵劳役的罪犯中，不乏过去的军团，只要先赦免他们，重新编组，再加以短期集训，便足以对抗来犯的盗贼了。”
　　
　　赵高虽对章邯抢尽风头的表现颇多不满，但以李斯为首的重臣强烈支持章邯，胡亥自己又无主见，赵高本身也不懂军事问题，只好顺水推舟地交给章邯去办了。
　　
　　胡亥于是下令大赦天下，命令章邯赴骊山免除“骊山众”之“罪行”，重新编组军团，至于人员不足部分，则将奴隶阶级的后裔也收编为后勤部队，尽速开往战场。
　　
　　章邯大开府库，将秦军传统的黑色战袍战盔全部发给骊山众，连旌旗也是黑色的，使重整后的大军更显出一股凄厉、宏伟的模样，满山遍野，乌黑一片，军容十分壮观。
　　
　　【陈文德说评】
　　
　　老子《道德经·第十七章》：“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把政治分为四等，最上等的领导者无为而治，人民只知道有国君，而不感觉到其势力，各顺其性，各安其生。换句现代语汇来说，即一切都制度化，每个人依循运作模式，各负责其工作，达成其任务。
　　
　　其次是必须努力去讨好人民，让民众感觉到其德政，不断地赞誉他，也不断地表示自己的支持。这种刻意努力的领导者，充分显示一切未步入轨道，未正常化。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口号喊得愈响的，领袖愈不断需要人民表态的，便代表其尚有需要努力克服的缺陷。
　　
　　再次等的领导者，就必须用严刑峻法来吓唬部属了，让人民至少在表面对他畏惧。这表示情势不安，统治者不得不板起面孔，以维持秩序及正常运转。
　　
　　最末一等的领导者，则看不起民众，喜欢用权术以表现他的聪明。这种领导人本身诚信不足，人民也不会相信他。
　　
　　所以真正的政治领袖，会努力建立制度化的常模，不喊口号，也不刻意呼吁民众效忠，时机不成熟，绝不发号施令。有耐心地维持住常态的努力工作，让一切顺理成章的达成其目标，人民感受不出领导者的手段，只认为一切本来便应该如此。
　　
　　法家的学说源自于老子的“道学”，以建立制度来维持政治的常态运作，这的确是富国强兵、维持长治久安的好方法。只是商殃和孝公都急于尝试这新制度的力量，因此在政治力量尚未完全生根时便急于向外扩充，虽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但也把秦国带进了扩张主义的不归路。
　　
　　扩张的结果，使现有制度无法承受其需求，因此张仪必须用权谋来维持王朝的声势，到了秦昭襄王时代，更不得不发动军事恐怖主义，来让民众畏之如虎狼了。
　　
　　秦始皇的统一中国，使扩张主义达到最高层次，但王朝的力量也已显出力不从心的情形了。秦始皇从统一前强有力的精明领袖，变成神经质的暴君，晚年更酿成焚书坑儒的惨剧。扶苏、蒙恬、李斯、赵高等的强烈内斗，不择手段，使法治精神破坏无遗，已成了老子所谓畏之、侮之的最下等境界了。
　　
　　殷通的态度充分显示秦王朝统一以后，其文化已趋于僵化，一味相信权术和投机，真是老子所谓的：“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一个理想的体制，如果不能配合其环境发展掌握再生的契机，同样会趋于衰败的。
　　
　　老子的“无为而治”、“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便在强调一切配合环境需要，顺其自然，该改则改，须止则止，才能永远维持体制永久不休止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