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赵匡胤从北宋建隆三年（公元９６２年）开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统一战争。他首先以“假道”出师平定湖南军乱为由，选择国势衰微、辖境只有荆州（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归州（治秭归，今湖北秭归县）、峡州（治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三州的荆南突破口，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行营道都部署，以宣微南院使李处耘为都监，率十州兵马于北宋乾德元年（公元９６３年）一举攻克，旗开得胜。夺取长江中游位居要冲的荆南，就像一把尖刀插入江南，既割断了南唐与后蜀两个大国之间的联系，又为下一步南征开辟了一条通路。
其后经过比较，赵匡胤由于截获后蜀联络北汉共同对抗北宋的“蜡丸帛书”、找到“用师有名”的借口，选定财物充裕、政治昏暗的后蜀，作为第二个进军目标，于９６４年（北宋乾德二年）命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州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武信军节度使崔彦进协助，率步骑兵三万自凤州（治今陕西省凤县）南下，沿“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披荆斩棘，克利州（治今四川省广元市）、破剑门、（今四川省剑阁县大小剑山关隘）、收绵州（治今四川绵阳市）、逼成都府（今四川省成都市）；命宁江军节度使刘光义为西川行营前军兵马副都部署，枢密承旨曹彬协助，率步骑兵二万自归州（治今湖北省巴东县）溯长江西去，经巫峡、瞿塘峡，下夔州（治今重庆市奉节县）、万州（治今重庆市万州市）、忠州（治今重庆市忠县），渡嘉陵江包抄成都府；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征服了“天府”之国。
在成都被围期间，后蜀末帝孟昶鉴于灭顶之灾临头，近臣纷劝其族降宋。孟昶扼腕兴叹：“吾与先君以温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临敌，不能为吾东向放一箭，虽欲坚壁，谁与吾守者耶！”遂命宰相李昊草拟降表。说来也巧。在此３９年前，当后唐兴兵灭前蜀时，替末代君主王衍草拟降表的就是时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的李昊。蜀中人士对其卑躬折节的行径极度鄙视，乘更深夜静在他家的门楣上书写了“世修降表李家”六人大字。
按照赵匡胤统一天下的日程表，再往下该攻取南唐、吴越和南汉了。但拿谁先开刀，赵匡胤一时还犹豫不决。正当他举棋不定的时候，南汉末帝刘跳了出来，竟然不自量力，试图虎口拔牙，从而为赵匡胤先征南汉制造了口实。
北宋开宝三年（公元９７０年）秋天，南汉发兵进犯业已归入北宋版图的原楚地道州（治营道，今湖南道县）。北宋道州刺史王继勋一面闭城勇猛抵抗，一面飞骑急奏京师，指控刘数出寇边，请求朝廷出兵征伐。
在此前的四年，北宋收复为南汉占领的郴州（治彬县、今湖南彬县），俘虏了南汉的宫廷内侍余延业。赵匡胤从他的口中得知，刘昏庸暴虐，荒淫无度，整日与名为“媚猪”的波斯籍宠妃鬼混，政事由宦官龚澄枢☆托、薛崇誉和女官卢琼仙、女巫樊胡等操持。宫城左右建离宫数十，蓄养宫女无数，刘日以继夜宴饮游乐。为取得“媚猪”等人欢心，宫殿用珍珠、玳瑁装饰。与此同时，又置烧煮剥剔、刀山剑树等酷刑，极其残忍地虐待囚犯，甚至强迫囚犯与虎象角斗，白白丧命。刘的倒行逆施，为北宋平南汉留下了把柄。赵匡胤为此发誓：“吾当救此一方之民。”
然而，赵匡胤虑及北宋与南汉相距遥远，马上发兵进剿尚有困难，于是决定先“礼”后兵，诏令李煜致书刘，要他现身说法，规劝刘对宋罢兵称臣，并交还其父刘晟当年乘楚内乱袭取的桂州（治临桂，今广西桂林）、郴州、贺州（治临贺，今广西贺县）等地。
李煜接到赵匡胤的御旨，左右为难，他深知南唐、南汉唇齿相依，存亡与共，不忍南汉为赵匡胤的刀兵所灭，又惧于北宋隔江以重兵威胁，南唐随时都会大难临头。思前想后，只好传令近臣共商遣使致书刘之事，最后议定了先公后私的行动方案。第一步，责成善于属文的知制诰潘佑执笔，修一封加盖南唐御玺的国书，提醒南汉君臣深思慎行，尽早化干戈为玉帛，以免引火烧身。然后派特使送达。不想李煜的逆耳忠告，遭到刘拒绝，特使无功而返。
第二步，李煜为了落实赵匡胤的意图，又同近臣谋划，决定以朋友的名义再给刘写一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私人信函，初稿仍由潘佑起草。潘佑不愧为文思敏捷、梦笔生花的江南才子，提前写就了这封苦苦劝说刘向赵匡胤俯首称臣、割地通好的长信：
煜与足下叨累世之睦，继祖考之盟，情若弟兄，义敦交契，忧戚之患，曷尝不同。每思会面而论此怀，抵掌而谈此事，交议其所短，各陈其所长，使中心释然，利害不惑，而相去万里，斯愿莫伸。凡于事机不得款会，屡达诚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视之，谓书檄一时之仪，近国梗概之事，外貌而待之，泛滥而观之，使忠告确论如水投石，若此则又何必事虚词而劳往复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
今则复遣人使罄申鄙怀，又虑行人失辞，不尽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会面之谈与抵掌之议也。足下诚听其言如交友谏争之言，视其心如亲戚急难之心，然后三复其言，三思其心，则忠乎不忠，斯可见矣，从乎不从，斯可决矣。
昨以大朝南伐，图复楚疆，交兵已来，遂成衅隙。详观事势，深切忧怀，冀息大朝之兵，求契亲仁之愿，引领南望，于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贡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曰：“彼若以事大之礼而事我，则何苦而伐之；若欲兴戎而争我，则以必取为度矣。”见今点阅大众，仍以上秋为期，令敝邑以书复叙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贡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惟利之贪，盖怒人之不宾而已；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与不可易之谋，殆一时之忿而已。
观夫古之用武者，不顾小大强弱之殊而必战者有四：父母宗庙之仇，此必战也；彼此乌合，民无定心，存亡之机以战为命，此必战也；敌人有进，必不舍我，求和不得，退守无路，战亦亡，不战亦亡，奋不顾命，此必战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怀进取之机，此必战也。今足下与大朝非有父母宗庙之仇也，非同乌合存亡之际也，既殊进退不舍、奋不顾命也，又异乘机进取之时也。无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将决一旦之命，既大朝许以通好，又拒而不从，有国家←社稷者当若是乎？
夫称帝称王，角立杰出，今古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之常事也。盈虚消息、取与翕张，屈伸万端，在我而已，何必胶柱而用壮，轻祸而争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抚百越之众，北距五岭，南负重溟，籍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泽，众数十万，表里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负也。然违天不祥，好战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争。恭以大朝师武臣力，实谓天赞也。登太行而伐上党，士无难色；绝剑阁而举庸蜀，役不淹时。是知大朝之力难测也，万里之境难保也。十战而九胜，亦一败可忧；六奇而五中，则一失何补！
况人自以我国险，家自以我兵强，盖揣于此而不揣于彼，经其成而未经其败也。何则？国莫险于剑阁，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强于上党，而太行不守矣。人之情，端坐而思之，意沧海可涉也，及风涛骤兴，奔舟失驭，与夫坐思之时盖有殊矣。是以智者虑于未萌，机者重其先见，图难于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日计祸不及，虑福过之。良以福者人之所乐，心乐之，故其望也过；祸者人之所恶，心恶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于慊望，祸多出于不期。
又或虑有矜功好名之臣，献尊主强国之议者，必曰：“慎无和也。五岭之险，山高水深，辎重不并行，士卒不成列，高垒清野而绝其运粮，依山阻水而射以强弩，使进无所得，退无所归。”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长者，利在平地，今舍其所长，就其所短，虽有百万之众，无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战而胜，则霸业可成，战而不胜，则泛巨舟而浮沧海，终不为人下。”此大约皆说士孟浪之谈，谋臣捭阖之策，坐而论之也则易，行之如意也则难。
何则？今荆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水、习险阻之民，不动中国之兵，精卒已逾于十万矣。况足下与大朝封疆接畛，水陆同途，殆鸡犬之相闻，岂马牛之不及？一旦缘边悉举，诸道进攻，岂可俱绝其运粮，尽保其城壁？若诸险悉固，诚善莫加焉；苟尺水横流，则长堤虚设矣。其次曰，或大朝用吴越之众，自泉州泛海以趣国都，则不数日至城下矣。当其人心疑惑，兵势动摇，岸上舟中皆为敌国，忠臣义士能复几人？怀进退者步步生心，顾妻子者滔滔皆是。变故难测，须臾万端，非惟暂乖始图，实恐有误壮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沧海之可游也。然此等皆战伐之常事，兵家之预谋，虽胜负未知，成败相半。苟不得已而为也，固断在不疑；若无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
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远古之例不能备谈，本朝当杨氏之建吴也，亦入贡庄宗。恭自烈祖开基，中原多故，事之大礼，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几成危殆。非不欲凭大江之险，恃众多之力，寻悟知难则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才行，万里之兵顿息，惠民和众，于今赖之。自足下祖德之开基，亦通好中国，以阐霸图。愿修祖宗之谋，以寻中国之好，荡无益之忿，弃不急之争，知存知亡，能强能弱，屈已以济亿兆，谈笑而定国家，至德大业无亏也，宗庙社稷无损也。玉帛朝聘之礼才出于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岂不易如反掌，固如泰山哉？何必扼腕盱衡，履肠蹀血，然后为勇也。故曰：“德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又曰：“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此圣贤之事业，何耻而不为哉？
况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运而乃当正统，度四方则咸偃下风，猃狁、太原固不劳于薄伐，南辕返旆更属在于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锋，俟贵国之嘉问，则大国之义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于宗庙社稷可也，有利于黎元可也，有利于天下可也，有利于身可也。凡是四者无一利焉，何用弃德修怨，自生仇敌，使赫赫南国，将成祸机，炎炎奈何，其可向迩？幸而小胜也，莫保其后焉，不幸而违心，则大事去矣。
复念顷者淮、泗交兵，疆陲多垒，吴越以累世之好，遂首为厉阶，惟有贵国情分逾亲，欢盟愈笃，在先朝感义，情实慨然，下走承基，理难负德，不能自已，又驰此缄。近奉大朝谕旨，以为足下无通好之心，必举上秋之役，即命弊邑速绝连盟。虽善邻之心，期于永保；而事大之节，焉敢固违。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恻恻之意所不能云，区区之诚于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尚不逾于三谏，煜之极言，于此三矣，是为臣者可以逃，为子者可以泣，为交友者亦惆怅而遂绝矣。
这封长信，可谓古代书简中脍炙人口的上乘之作，它骈散兼行，情理交融，婉言规劝，坦诚真挚。为了唤起对方的好感，在信函开头李煜直书自己的名字，尊刘为“足下”，然后畅叙他和刘往昔“情若弟兄”的“累世之睦”，以及对历次“会面抵掌”谈议的思念，倾诉了李煜将要派人传书“罄申鄙怀”，“以代会面之谈与抵掌之议”的意愿，恳请刘“听其言，如交友谏诤之言；视其心，如亲戚急难之心。然后三复其言，三思其心，则忠乎不忠，斯可见矣；从乎不从，斯可决矣。”
接着陈述南汉用兵道州，实为不智之举，强调自古以来，“不顾小大强弱之殊而必战者有四”：或雪父母宗庙之仇；或彼此乌合，民无定心，不战不足以决存亡；或进退维谷，战亦亡不战亦亡，奋不顾命；或敌有败亡之势，我战必胜。而就南汉来说，当下并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必战”条件。如是而战，必不利于家国。
再下来就是规劝刘，不要轻信那些坐而论道的“说士孟浪之谈，谋臣捭阖之策”，企图凭借五岭天险与北宋争雄，并以后蜀灭国为例，论说北宋兵强马壮，非剑阁大江等山川之险所能阻挡。尤其指出，南汉与北宋“封疆接畛，水陆同途”，北宋一旦“缘边悉举，诸道进攻”，南汉则将全线崩溃，一败涂地。同时又提醒刘，吴越早已俯首听命于北宋，北宋可以随时调动吴越水师，自泉州出海直趋羊城，届时将使“人心疑惑，兵势动摇”；“岸上舟中皆为敌国，忠臣义士能复几人？”待到狂澜既倒之日想泛巨舟浮沧海，只怕也很难如愿。有鉴于此，还是尽早对北宋收兵息战，行“玉帛朝聘之礼”，以利宗庙社稷，以利黎元天下。
李煜对这封书信的立意谋篇极为得意，他在文字上润色后，令内侍送往翰林院缮写，然后特派精通闽粤方言的知制诰龚慎义父子持书出使南汉。
刘收读劝降书后勃然大怒，痛斥李煜厚颜无耻，助纣为虐，当即写了一封措辞强硬、出言不逊的绝交信令龚慎义之子带回，又恼羞成怒地将龚慎义囚禁下狱。
处于两难境地的李煜对此十分无奈，只好遣使将他们来往的书信一并送往汴梁。赵匡胤阅后火冒三丈，遂命潘美为桂州道行营都部署挂帅出征，朗州团练使尹崇珂为副都部署，东西两路直指贺州。攻克贺州之后，又连下桂州、昭州（治平乐，今广西平乐）‖州（治桂阳，今广东连县），最后占韶州（治曲江，今广东韶关）、广州，于翌年二月灭掉了饶山泽之利、多商贾之税的南汉。紖紞矠南汉亡国，李煜痛感兔死狐悲，心头又罩上了一重不祥的阴影。
赵匡胤见李煜软弱可欺，便继续对他施加压力，诏示他派官护送樊氏婆媳安全渡江北上。显然，这又是一起羞辱南唐的严重政治挑衅事件。樊氏婆媳，就是卖身投靠北宋的奸细樊知古的母亲和妻子。
樊知古，原名樊若水，字叔清，是南唐池州（治贵池，今安徽贵池）境内的一个落拓书生，因在金陵屡试进士不第，名落孙山，便怀才不遇，蓄意叛逃。此公自幼虽熟知经史，但好读书不求甚解，竟在自己的名字上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据说，他后来逃到汴梁，赵匡胤召见他并问起他的名字出自何书？
樊若水回答道：“臣仰慕唐朝尚书右丞倪若水为人光明磊落，刚直不阿，故以先贤之名为微臣之名。”
赵匡胤听了不禁感到滑稽可笑，心想：樊若水啊樊若水！你是何等的粗心？唐朝尚书右丞哪有倪若水？只有倪若冰。你怎么就没看见那水字上面还有一点呢！这虽然是件荒唐事，但你总算还知道古人。假如联要为你正名，改称樊若冰，“若冰”的谐音又是“弱兵”，有违朕兴兵统一天下的宏愿。赵匡胤想到这里，便顺水推舟，对樊若水说：“既然你熟悉古人古事，朕为你改名‘知古’如何？”
樊若水听说赵匡胤为他命名，深感终生不胜荣幸之至，急忙叩头答拜：“谢陛下赐名，臣终生不忘知遇之恩。”此后便改称樊知古了。
樊知古当初在科场失利之后，心灰意冷，只身漂泊到金陵西南的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附近）。采石矶，实际上是横空楔入长江的一座石山，山色青翠欲滴，状似蜗牛，又名翠螺山。它与对岸的天门山夹江对峙，雄伟险峻，长江流经此处，顿时显得江面狭窄。采石矶与岳阳城陵矶、金陵燕子矶并称“长江三矶”。它在平时，为游览者登临的境地；而到战时，则是征伐者抢夺的要冲。采石矶上有唐代诗仙李白的胜迹捉月亭，有东晋将军温峤的胜迹燃犀亭，还有许多寺庙石塔。矶下密集的嶙峋怪石，又是渔人垂钓的理想场所。樊知古初到采石矶由于无依无靠，便栖身佛寺寄食，逐渐与北宋派到寺内的坐探，名曰小长老的僧人结识，二人狼狈为奸，暗中干起了见不得天日的勾当。
樊知古借垂钓之名，行侦察之实。他将大团丝绳，一端系于矶上石塔，一端藏在篷船舱内，乘蒙胧月色穿梭两岸，按照固定方位，反复探测江面宽窄和水流缓急，直到获取精确数据，绘制成图。然后，他带着小长老的密信，逃到汴梁伏阙上疏，向赵匡胤献策造浮桥，越天堑，缩短渡江南进的时日，减少强攻硬拼的伤亡。
赵匡胤念其甘愿为北宋效犬马之劳，特准他在汴梁应试进士，结果侥幸及第，经吏部选官，授职为舒州军事推官，参与北宋策划征伐南唐机务。职务虽不算高，但作用举足轻重。因为他专门搜集南唐军事机密和掩护北宋谍报人员的潜伏活动。舒州亦名长庆，与池州虽然只有一江之隔，但分属敌对双方，樊知古不敢渡江回故里探亲，生怕南唐地方官吏缉拿，解往金陵治罪。于是，他又上书赵匡胤，请求与家人团聚。
早在樊知古叛逃阴谋败露之初，南唐群臣就义愤填膺，纷纷上书李煜，要求严惩奸细家属，以息众怒。李煜惧怕赵匡胤的淫威，迟迟未敢动手，只是下令将樊氏婆媳就地软禁。如今接到赵匡胤的御旨，李煜不禁暗自庆幸。他想，多亏当初没开杀戒，否则今日将无法交代。迫于无奈，他只好忍辱含愤，再次违心从命，将奸细家属奉为上宾加以款待，然后派遣特使携带礼品专程护送。
李煜越是退让，赵匡胤就越是威逼。北宋开宝六年（公元９７３年），他又派翰林学士卢多逊出使南唐，以所谓“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缺江东诸州”资料为由，向李煜强行“借用”江南现存州、军的山川形势图。
卢多逊博通经史，多谋善断。精武少文的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发愤读书，定期要史馆提供所需图书，卢多逊当时参与史馆修撰事宜，每逢获悉赵匡胤调阅的书目，便通宵挑灯阅览，熟悉书中所记，待到赵匡胤阅后发问，卢多逊都对答如流，辨析史实，评议时政，深为赵匡胤器重，几至言听计从。在赵匡胤的心目中，翰林院供职的名士，能肩负如此重任者，非深谙南唐历史地理的卢多逊莫属。
李煜明知赵匡胤此举的用心在于刺探南唐的山川关隘和屯戍布防，以便摸清虚实，进军江南。但是，为了偏安一隅，苟延时日，李煜竟不惜饮鸩止渴，背离先哲关于“国之利器不可示于人”的古训，令人复制南唐舆图一份，拱手送给卢多逊带回汴梁。
赵匡胤的这种叵测居心，李煜早有领略。北宋乾德二年（公元９６４年），大周后娥皇病故时，赵匡胤派作坊副使魏丕为吊祭使，前往金陵参加葬礼。李煜欺他精于器械，拙于翰墨，想通过赛诗来杀杀这位职级低、派头大的官员威风，令当众出丑，便邀他登临升元阁，并即兴赋诗。那曾想魏丕平日结交士人，附庸风雅，常受诗文熏陶，且行前早有准备，他秉承赵匡胤的旨意揽笔成篇，熟记于心，遂以诗讽喻李煜，要他“朝宗海浪拱星辰”，“莫教雷雨损基扃”，以免灾难降临，后悔莫及，反使南唐君臣一时大惊失色。
李煜又联想到，此时外间正盛传北宋在京城玉津园东至宣化门外开凿教船池，灌注蔡河水，并在池内监造楼船百艘，遴选精兵轮番演习水战，赵匡胤还先后五次亲临现场检阅水军操练，颇有渡江南进之意。李煜为此，忐忑不安，整日处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惊恐之中。
面对赵匡胤的软硬兼施，李煜为了委曲求全，步步退让，除了在经济上频频进贡以外，在政治上又进一步降格，彻底奉行藩臣的一切礼仪。在这方面，他比他的父亲李走得更远。李当初臣服后周，仅仅是削去帝号，自称南唐国主，对所辖臣民还是照行天子礼仪。李煜则取消国名，全面贬损制度，改南唐国主为江南国主，改南唐国印为江南国印，以江南代称南唐。同时，将掌管中枢政务的“三省”分别易名，改决策机构中书省为左内史府，改审议机构门下省为右内史府，改执行机构尚书省为司会府；又将监察部门御史台改为司宪府，文秘部门翰林院改为艺文院，军务部门枢密院改为光政院，司法部门大理寺改为详刑院，接待部门客省改为延宾院。总之，凡与北宋同名的中央机构都要更换名称。对他当初登极时封王的李氏子弟，一律降为国公。如韩王从善改称南楚国公，邓王从镒改称江国公，吉王从谦改称鄂国公。李煜本人也自贬一等。他下书不再称“诏”而称“教”；每逢会见北宋来使，要脱去天子独享的黄袍，换上臣下的着装紫袍；还要事先拆除皇家宫殿屋脊上象征消灾祛祸的飞鱼形尾部上翘的“鸱吻”，等到使臣离去再行复原。紖紦矠李煜万没想到，这番贬损竟使他作茧自缚，陷入了永远也无法解脱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境地。
更使李煜伤心懊悔的是，赵匡胤竟把他的特使、七弟从善当作人质扣在汴梁，又暗中施展反间计，假手他们兄弟俩除掉南唐名将林仁肇，令亲者痛、仇者快。
那是在南汉灭国之初，李煜慑于北宋连灭长江以南的荆南、后蜀、南汉等国，害怕祸及南唐，特派从善为进奉使北上汴梁朝贡祝捷。赵匡胤趁势再向李煜施加压力，软禁了从善。表面上还以从善自幼潜心习武艺、研韬略为由，堂而皇之地封了一个泰宁军节度使的官衔。
如果循名责实，泰宁军节度使理应出镇兖州（今山东兖州），但赵匡胤却将他羁留京师，并在汴河南岸的汴阳坊为他安排了一处豪华的宅第久居。李煜念于手足之情，又恐夜长梦多，惹事生非，几次上表赵匡胤，乞请从善回归，均遭拒绝。李煜无可奈何，只好和泪吞咽这枚苦果，派户部尚书冯延鲁代他前去汴梁为从善受封向赵匡胤谢恩。
时隔不久，有消息从汴梁传到金陵，绘声绘色地说什么从善如何被赵匡胤赏赐的艳姬所迷，终日沉溺酒色，乐不思归。虽然李煜心中有数，知道从善不是那种薄情负义的人，但是从善妃却坚信不疑。她为此常闯宫向李煜哭诉其日夜独守空闱的凄苦，埋怨李煜不该派从善出使汴梁，使他身陷虎口。一向以手足情为重的李煜，深为弟媳思夫之情所感染。
一次，李煜送走从善妃之后，心情长久不能平静。他想极力把她倾诉的春日阑珊，妆残芬，黄昏倚阑，独对夕阳的情景嵌入词中，遥寄从善，盼他早日回归。为此，他写了一首《阮郎归》：
东风吹水日衔山，春来长是闲。落花狼籍酒阑珊，笙歌醉梦间。
珮声悄，晚妆残，凭谁整翠鬟。留连光景惜朱颜，黄昏独倚阑。
在从善滞留汴梁期间，赵匡胤又施离间计，通过从善再通过李煜杀了南唐名将林仁肇，为后来北宋攻取江南排除了一大障碍。
林仁肇身材魁梧，膂力超群，胸前刺有猛虎图案，人称“林虎子”，是南唐屈指可数的一员骁勇善战的虎将。此人行伍出身，虽为名将，却能与士卒均食同服，和衷共济，在军中颇孚众望。早年，后周兵马入侵淮南，他曾率部援寿州，破濠州，又带领千人敢死队乘风举火焚烧正阳浮桥，为保卫南唐立下过汗马功劳。因其东拼西杀战功卓著，被李授以润州节度使，后移镇长江中游咽喉之地武昌，肩负隔江御宋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