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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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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
  
  孟母“断机”和“观猎”两件事,虽内容不同,手段各别,但在“教子”这个问题上,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自此以后,小孟轲在学宫里的学业成绩,犹如雨后春笋、参天的白杨,蒸蒸日上,并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几件声震学宫的事,这几件事像阵阵狂风扑向湖面,掀起了层层波澜,平静的学宫动荡起来。
  
  按照学宫里的课程设置,读完了《》便读《论语》。春节过后,小孟轲上了三年级,开始读《论语》了。
  
  开学的第三天,课堂上就炸了锅。先生讲解《论语·学而》的第十一章,原文为: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先生解释道:“孔子说:当他父亲活着的时候,因为他无独立行动的权力,便只有观察他的志向;他父亲死了以后,就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长期不改变父亲的观点、主张和作法,便可以说是孝了。”先生解释之后是讲解,对学生进行“孝”的教育。正当这时,孟轲提出了疑义,他说:“天下之为父者,其道岂能全都正确无误,正确者理当无改,错误者亦无改,岂不就要祸国殃民,遗害无穷吗?……”
  
  先生被问得语塞,脸涨得红如落日,额头上渗出了涔涔汗珠。大家都在屏息凝思,课堂上静极了,哪怕是有一根绣花针落地,也会叮当作响。
  
  稍停片刻,孟轲接着说:“上古时候,洪水为患,鲧奉帝尧之命而治水。他逆水之性,筑堤堙障,因方法悖谬,且又迷信息壤,结果愈治反倒水患愈甚,为害更大,使亿万人的身家性命毁于一旦,最后屈死于羽渊。禹奉命继父任治水,他治水顺水之性,不与水争势。水性就下,导之入海。为达此目的,高者凿而通之,卑者疏而宣之,奔波十三年,终于治平了九州水患,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倘禹‘无改于父之道’,天下人尽为鱼鳖,哪里还会有今日之苍生黎民,大千世界!……”
  
  秦汉以前,师生关系是互敬互爱,相互平等的,无后来的“师道尊严”,师生之间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争论问题,孔子说过:“当仁,不让于师。”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后人做出了表率。这位先生见孟轲言之有理,便予以肯定,但他有一点不明,坦诚地提了出来:“圣人之言,岂能有过!”
  
  孟轲说:“陈司败曾问孔子,鲁昭公是否知礼,孔子偏袒说‘知礼’。陈司败对此不满。按周礼规定,同姓不得成婚,鲁君娶吴女为夫人,鲁、吴同姓,故不称吴姬而称吴孟子。陈司败说:‘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孔子闻知后说道:‘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孔子自己也承认偏袒鲁昭公是错误的,焉能说圣人无过?”
  
  这位先生说,“道”有时候是一般意义的名词,无论好坏、善恶,都可叫做道。但更多时候是积极意义的名词,表示善的好东西。这里应该这样看,系指其“合理部分”。这一见解,孟轲仍不同意,他说:“既如此,便当永远无改,何以要说‘三年’呢?”
  
  在学习过程中,对古人、对书上所写的内容,对先生的讲解,孟轲曾做过多次类似的评论和批评。试举几例,聊以证明。
  
  《论语·为政》的第十六章,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批评那些异端邪说,祸害就可以消灭了。”)而在《论语·公冶长》的第五章,当有人评论说“冉雍这个人虽有仁德,但却没有口才”时,孔子说:“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何必要有好口才呢?强嘴利舌地同人家辩驳,常常被人家讨厌。冉雍未必仁德,但为什么要有好口才呢?”)孟轲认为,这二者是矛盾的。任何一种正确的理论、学说,都是在与异端邪说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即所谓“不破不立”。这个斗争、这个破的主要方式就是辩论,没有好口才,怎么能进行辩论呢?好比是两军交战,没有好武器,怎么能够获胜呢?既然这异端邪说是祸害,它影响正确学说、理论的发展,与之斗争,便不能顾虑重复,畏首畏尾,要大刀阔斧,要置其于死地。欲达此目的,就必须得有好口才。
  
  孟子的一生,以善辩著称,孩子时期,就已经初露锋芒。
  
  《诗经》上有三句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有酒涡的脸笑得美呀,黑白分明的眸子流转得媚呀,好似洁白的底子上画着美丽的花卉。”)子夏问孔子这三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说:“绘事后素。”(“先有白底子,然后画花。”)子夏进一步理解成“礼后乎”?(“是否是礼乐的产生在仁义之后呢?”)孔子听了,大加赞赏,说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卜商呀,你真是能启发我的人。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了。”)
  
  孟轲认为,孔子的解释太穿凿,牵强附会,子夏的理解则更是滑稽可笑。这三句诗本来是描写美女的笑和眼睛的,与底子和花、礼乐和仁义毫无任何关系。
  
  这是《诗·卫风·硕人》中的三句。卫庄公的夫人姜氏是一个美人,她初嫁到卫国来的那天,就给了卫国人一个深刻印象,这首诗便是描写这一印象的。全诗共四节,其中的第二节是集中描写姜氏的美貌的:
  
  手如柔荑(yí),(她的手指像茅草的嫩芽,)
  
  肤如凝脂,(皮肤像凝冻的脂膏,)
  
  领如蝤蛴(qíuqí),(嫩白的颈子像蝤蛴一条,)
  
  齿如瓠(hù)犀,(她的牙齿像瓜子仁,)
  
  螓(qín)首蛾眉,(方正的前额弯弯的眉毛,)
  
  巧笑倩兮,(有酒涡的脸笑得美呀,)
  
  美目盼兮,(黑白分明的眸子多么媚娇,)
  
  素以为绚兮。(像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一样美好。)
  
  如果后三句解释成“先有白底子,然后画花”、“礼乐产生在仁义以后”,那么,前五句该作何解释呢?
  
  《论语·公冶长》第十六章的内容是: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子评论子产,说:“他有四种行为合于君子之道:他自己的容颜态度庄严恭敬,他对待君上负责认真,他教养人民有恩惠,他役使人民合于道理。”)
  
  先生在讲解这一章时说道,公孙侨,字子产,郑穆公之孙,为春秋时郑国之贤相,在郑简公、郑定公之时执政二十二年。其时,于晋国当悼公、平公、昭公、顷公、定公五世,于楚国当共王、康王、郏(jiá)敖、灵王、平王五世,正是两大国争强,战争不息的时候。郑国地位冲要,而周旋于这两大强国之间,子产却能够不低声下气,也不妄自尊大,使国家得到尊敬和安全,的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曾历聘于齐、楚、晋、鲁诸大国,是个出色的外交家。他知识渊博,却很谦逊,每决定一件国家大事,都要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请教熟悉情况的人。周景王九年,子产把刑书铸在鼎上,这是中国有记录的最早的成文法,是子产在法律上的一个贡献。爱民是子产的最大特点,冬季里他能用自己所乘坐的马车将百姓渡过溱(zhēn)水和洧(wěi)水。有时百姓聚集于乡校,议论朝政,批评子产。有人认为这有害国家,建议拆毁乡校。子产没有接受,他认为这正是听取民众呼声的好机会。子产不重天道,重人道。周景王二十年冬,有彗星见于辰之西,大夫裨(bì)灶向子产说,、卫、陈、郑四国将同日有火灾,只有用瓘斝(guànjiǎ)玉瓒(zàn)等祈禳(ráng),才能免除。子产以为天灾流行,绝非玉器所能祈禳。他说:“天道远,人道近,裨灶何以能逆料天道呢?分明是无稽之谈。”竟不听。结果,郑之首都并无火灾。郑国有了水灾,有人认为是龙神作怪,但子产说:“我们无求于龙,龙也无求于我们,彼此毫不相干。”……
  
  听了先生的这些讲解,孟轲对子产的政绩不置可否,对其以乘舆济民过河这件事,却并不赞赏,他评论说:“此乃以小惠买人心之举,倘十一月修成行人之桥,十二月建成过车之桥,百姓何用再为渡河而愁!身为一国之相,只要将政治搞好,出外鸣锣开道可也,焉能人人而济之?为政者,讨天下人人欢悦,时间则不足矣。”
  
  在讲《论语·泰伯》的第九章时,先生读成: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解释成:孔子说:“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所指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走。”
  
  小孟轲“当仁,不让于师”,批评先生读得不对,解的错误。先生反问道:“依你之见,该怎样读,该如何解呢?”
  
  孟轲回答道:“依学生之见,该读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应解作:‘百姓,有本领者,才可以放手让其去做事;尚无本领者,就教育他们,使其知道应该怎么办。’”
  
  “为师之读与解,有何不对?你之所读与解,有何根据?”先生追问所以然。
  
  孟轲胸有成竹地答道:“依恩师之读与解,孔子便是十足的愚民者;学生之主要根据,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从未推行过愚民政策。”
  
  于是孟轲滔滔如水地阐明了自己的理由与根据:
  
  孔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创平民教育,“移学民间”,开创了通向文化下移和普及教育的新道路,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孔子以“仁”为出发点,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这是“泛爱众而亲仁”的具体化。从“仁”的观念出发,对一切可以施教的人,只要“自行束修以上”(象征性地表示对老师的敬意),无不进行教育,使其享有均等的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孔子认为,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改造和提高。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即人的本性差不多,其在道德和知识上的重大差异,是后天习染的结果,主要是教育学习的结果。这是孔子教育学说认识论的基础。根据这一理论,他收弟子兼收并蓄,不受贵贱、贫富、年龄、国籍等条件的限制,且其中大多数出身贫贱之家,如冉耕是奴隶出身;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仲弓家“无置锥之地”;子路“事亲,尝食藜藿”;原宪“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当然,除了这众多“鄙夫”、“贱人”、“野人”之外,也有少数贵族和富人,如孟懿子、南宫适、冉有、子贡、司马牛等。子贡说:君子端正品行以等待四方之士,而且一定要来者不拒,正如良医之门多病人一样,所以夫子门下的人品十分复杂,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有。孔门弟子除来自齐、鲁两国以外,还有从楚、晋、秦、陈、吴等所属各地慕名而来的,几乎遍及当时之主要的各诸侯国。孔子从“三十而立”开始,一直到七十三岁去世,即使在鲁国从政和访问列国的时候,都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坚持不懈地克服各种困难,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教育学生。这些学生中,有的素质较好,有的素质较差,也有的受有不良习染,但经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后来有的从政(仕),有的从教(师),有的经商(贾),很多成为有政绩、有名望的著名的贤才,正所谓“弟子三千,七十二圣贤”。这哪里会有推行愚民政策或轻视教育之嫌呢?
  
  听了孟轲的一席话,先生很为之折服,他沉思片刻之后,又提出读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合语法,如果孔子确是此意,必用“则”字,甚至“使”下再用“之”字,以重指“民”,作“民可,(则)使(之)由之;不可,(则)使(之)知之”方不致晦涩而误解。
  
  孟轲则认为,这里有个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应将内容放在第一位,形式放在第二位。既然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一生用了四十多年的心血办教育,让“不可”之民“使知之”,从未推行过愚民政策,便应读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这样,才符合史实,才能反映孔子的本来面貌。
  
  其实,孟轲认为,省略是当时语法的重要特点之一,或者说是重要语言习惯之一,在不影响语意的前提下,常常省略句子中的某些成分。“则”是顺承连词,在这里是被省略了。《论语》中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例如:“温故而知新,(则)可以为师矣。”(《为政》)“巧言令色,(则)鲜矣仁。”(《学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述而》)这些句子中的“则”都被省略了。同样的例子,下列句子就没有省略“则”字:“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述而》)“子行三军,则谁与?”(《述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忧;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为政》)“之”是“使”的对象,省略者更是比比皆是,如“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之)糊其口于四方。”(《左传·隐公十一年》)
  
  一次,先生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述武王伐纣的故事,绘声绘色地渲染战争的规模,残酷的程度,杀人之多,竟至于“血流漂杵”。先生讲得口冒白沫,看样子十分得意,孟轲却再次提出疑义,他认为先生所讲,是不符合史实的,这样随心所欲地乱讲,是态度不严谨的表现,它将以讹传讹,遗害后人。先生听了孟轲的批评,脸上颇露出不悦的神色,但他是个有涵养的老者,尽量抑制着自己,不发作,似乎还在静听深思。直待孟轲讲完,同学们都在瞪着眼望着他,期待着他的反应和回答,他才慢条斯理地说道:“孟轲所言,不无道理,然而愚师所言,并非臆造,而是有本之学,有案可稽。”说着返身回到自己的书房,拿来了一捆书简。这是《尚书》,先生打开,翻至《武成》篇,递给孟轲看。
  
  孟轲双手接过书简,浏览了二三策之后,便不再继续看下去,说道:“《书》中所记,确如恩师所言。但恩师请想,武王伐纣,乃以至仁伐至不仁,有道是‘仁者无敌’,纣所率之残兵败将,必望风披靡,草木皆兵;而武王所统之部,则必势如破竹,所向无敌。如此一来,交战的机会尚且不多,何以会‘血流漂杵’呢?书乃人著,人谁无好恶与爱憎,必寓褒贬于其中,正如孔夫子之《春秋》笔法,故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弟子多有冒犯,万望恩师海涵!”
  
  听了孟轲的精辟分析,独到见解,先生长叹一声说:“后生可畏也!……”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
  
  孟轲的行为虽然常常使老师难堪,但为师者多是思贤若渴,爱才如命,因而他们非但不生气,反而感到欣慰。每当课堂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时老师也许会面红耳赤,但不久心中便觉得热乎乎、甜丝丝的,为自己有这样的学生而骄傲,而自豪,因为他们将是国之栋梁,社稷之依赖。未亲授过孟轲的老师深感遗憾,怨自己命运不济,未能摊上个出类拔萃的好学生。自然也有的老师在品头评足,说孟轲骄傲、狂妄,不仅目无尊长,连孔圣人也敢批评。他们虽口头上在这样喋喋不休地评论,心中却是在垂涎欲滴。
  
  孟轲成了学宫里的宠儿,先生们的掌上明珠。先生们常与之攀谈,切磋学问,有时先生忙不过来或有事,还请他去代为辅导,甚至授课。学宫里考虑到他们孤儿寡母,生活艰难,就免收他的学习费用。因为孟轲的学业成绩超群出众,不仅为学生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还为学宫获得了荣誉,学宫便每年奖励他一定的钱财,这大约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奖学金。
  
  一天,一位先生犯有过失,另一位先生出于同仁间的挚爱之情,坦诚地批评了他。这位犯错误的先生非但不接受,不感戴,反而出口伤人,跟人家大吵大闹起来,先生们苦苦相劝,终也无效。有人跑去喊孟轲,看他有无办法规劝调停。
  
  孟轲来了,静静地站在那里,默默地听着,先是不置可否,后则微微冷笑,似在嗤之以鼻。那位去喊孟轲的老师催问道:“孟轲,你为何总是笑而不言?”
  
  孟轲见问,收敛了脸上的冷笑,说道:“学生心目中之老师,乃巍峨之丰碑,至高无上之圣人,犹三千弟子之仰观孔夫子。不意为师者竟有如此之鸡肠鼠肚,蝇营狗苟者,岂不让弟子心寒意冷!……”
  
  孟轲毕竟是年岁尚轻,开言吐语难以掌握分寸,他的这几句话确也说得太重了,且用词不甚恰切。正因为如此,它像一颗炸弹一样在老师们中间爆炸,炸得一个个目瞪口呆,那两位争吵者也被镇住了,戛然止住了吵声。这真是呀,金刚钻虽小,但却能够锯瓷器;秤锤虽轻,但却能压千斤。
  
  一不作,二不休,孟轲索性讲了下去:“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说:‘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为师者如此之狭隘,相互间这般不友好,将怎样教育培养学生呢?课堂所讲与课后所为,大相径庭,岂不是在培养学生具有双重人格吗?纵观古今,大凡仁人君子,无不勇于改过。孔子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他要求弟子们‘过则勿惮改’。子路,人告之以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舜则更伟大,擅与人一同行善,能舍己之非,择人之善,乐博采众人之长而为善。舜自耕稼、制陶、捕鱼,直至为帝,无一处优点不是取他人之长。取诸人之长而为善,乃偕同他人,一道为善者也,故君子之德,莫大于偕同他人一道行善。”
  
  孟轲讲完,略作停顿,以观察反应和动静。室内死一般的静,似万籁俱寂的夏夜。是呀,自己的学生,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都有这样的心胸和见解,老师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有默默地反思和痛心地忏悔。
  
  因利渠畔有一姓朱的青年,与一伙人浪迹江湖,以卖假药行骗为业。其父多次教诲劝阻,该青年不仅不听,反而与之口角,常常弄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为父母者,多是望子成龙,批评教育,乃至严厉责罚,是在恨铁不成钢。儿子一旦误入歧途,则又希望其迷途知返,浪子回头金不换。朱老爹便是如此,他闻知孟轲是神童,小小年纪便深明仁道,颇晓礼义,且有辩才,酷似明医,凡病经他调治,必收药到病除之效,于是迫不及待地带儿子来请孟轲理喻。
  
  孟轲心地善良,肯急人之困,以助人为乐,因而总是有求必应。他听取了朱氏父子的一场激烈争辩之后,说道:“造箭者莫非比造甲者生性更加残忍吗?倘非如此,为什么造箭者唯恐其箭不能伤人,而造甲者却唯恐其甲不能抵御兵刃而被人伤呢?巫医与木匠亦是如此,巫医唯恐自己的法术不灵,医术不高而不能治病救人,而木匠则盼瘟疫流行,战争频仍,以便棺材销路大畅,生意兴隆。由此观之,选择谋生之术,不可不慎重啊!孔子说:‘与仁共处,是美好的。安身之所任你选择,但你却择不处仁,这怎么能算是聪明智慧呢?’仁,乃是上天最尊贵的爵位,生民最安逸的住宅。如今你见利忘义,行骗害人,毁了多少身家性命,大不仁也!无人拦阻,你竟不肯行仁,是不智也。人生在世,不仁不智,只能为人仆役。身为仆役而以为耻,犹若造弓者以造弓为耻,造箭者以造箭为耻,你这江湖骗子,杀人害命,难道就不以为耻吗?倘能知耻,何不行仁施义呢?行仁者犹若射箭,射者需先端正姿势,然后开弓放箭。射者竞技,互不相让,倘自己不能中的,不怨胜于己者,反躬自问而已矣。”
  
  孟轲初开口时,那朱氏青年昂然挺胸,像一只斗仗的公鸡,大有理直气壮之势。渐渐的,他蔫了,垂首在胸,待孟轲的一席话讲完,他蹲于地上,双手捧头,呜呜地哭了起来。
  
  世上没有打不开的锁,不是用重锤,而用钥匙。没有万能的金钥匙,而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好事,不翼而飞;坏事,不胫而走。孟轲在学宫里的表现,随着骀荡的春风,迅速飞跃了邹国的山山水水,传遍了峄山南北的千家万户,至于在学宫内外,在因利渠畔,则更是燃烧着的熊熊烈火,既通红耀眼,又炽热灼人。
  
  课堂上,先生提出了疑难问题,学生们心似油煎,目光集中到了孟轲身上,期待着他的回答。
  
  下课后,同学们蜂蝶恋花似地簇拥着孟轲,大家羡慕他,景仰他,都愿做他的好朋友。
  
  餐桌旁,一家家老少正在进餐,长者讲述孟轲好学的故事,以激励教育子孙。
  
  母亲们纷纷来找孟母,攀亲戚,拉近乎,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孟轲的帮助。
  
  孟轲从街上经过,老人们在指指点点,赞不绝口。
  
  不断有外乡人来访,弄得孟轲和母亲迎接不暇。
  
  孟轲常被外乡学宫请去介绍经验,一次,他面对着一张张陌生的笑脸说道:“羿之教人射,必拉满弓;同样的道理,学习者亦必要求自己努力拉满弓。大匠诲人必以规矩,无规矩则难成方圆,学习者亦必循规蹈矩而行。”
  
  有一年邹国大旱,农业歉收,到了秋天,税敛却并不因此而减少。有一姓陈的委吏到因利渠畔来征田赋,这位陈委吏颇有爱民之心,且工作极负责任。他忠于职守,从来都是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他来到因利渠畔,见民有饥色,婴儿嗷嗷待哺,妇妪出入无完裙,十分怜悯和同情,不忍心催逼百姓。可是,这是上方的差遣,自己的使命,而且来时与上司立下了军令状,不如数征齐,岂不是要打破饭碗,甚至于掉脑袋吗?百姓苦苦哀求减免赋税,陈委吏也向黎民谈出了自己的难处。孟轲在场,他挺身而前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天真纯朴之心,言不必句句守信,行不必贯彻始终,其作为只要与义同在,依义而行,便是有德君子。”
  
  陈委吏见黄口少年,竟有如此见地,羞愧得无地自容,决心返回县衙,为民请命,为行仁义,哪怕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公元前369年,孟轲21岁。这一年的六月初六日,是公孙玺的七十寿辰,孟氏母子自然也要前来庆寿。这是一次空前盛宴,有应邀而来者,有高攀而来者,有感恩而来者,有庆祝而来者,他们中有贵族,有名流,有绅士,有官吏,有亲朋好友,连鲁、邹二国朝中大臣也来了不少。公孙将军以豪爽坦荡闻名遐迩,所以寿宴上自始至终洋溢着自由活泼的气氛,宾客们除致祝辞和开怀畅饮以外,还谈天说地,纵论天下政事。在众多高谈阔论中,孟轲的简短议论,含蓄而有分量,令达官贵人们咀嚼回味和深思。孟轲年轻幼稚,又无身份和地位,在这样的场所,本无他抛头露面的份,但公孙外公为了炫耀这位外孙的才华,硬是逼着他说上几句。尊敬不如从命,外公催促再三,他也只好冒昧开口了:“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距也,千有余载,然而,他们得志时的作为,却几乎一模一样,先圣与后圣,其路一也……”
  
  孟轲的话音未落,忽有杯子落地的响声,与此同时,一个粗门大嗓喊了起来,一位赳赳武将挺身而起,向孟轲奔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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