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聪九年（1635年）九月，征察哈尔大军携林丹汗的后妃及其子额哲凯旋回沈。强悍的察哈尔部从此灭亡，难以驾驭的漠南蒙古终归统一，这是皇太极取得的又一巨大成就。数年前，与明朝交好的朝鲜“称弟纳贡”，三大敌国如今只剩下惟一的明朝，整个形势使后金变得光彩夺目，前程似锦。还有一件大喜事，简直使皇太极和他的诸贝勒大臣欣喜欲狂：这次出征意外地获得了元朝的“传国玉玺”。这在皇太极看来，它同平服林丹汗同样是有重大意义。照他们解释，传国玉玺落入太宗之手，意味着“天命”归金，上天已经允许太宗为天下命世之君。因此诸贝勒大臣为获得这件国宝，纷纷上表恭贺欢呼。于是一个新的意念产生了：后金国汗上皇帝的尊号，顺天应人，即皇帝宝座。
十二月，诸贝勒大臣做出决议，命文馆儒臣希福、刚林、罗硕，礼部启心郎祁充格代表他们给太宗上尊号：“今察哈尔汗的太子投降了，又获得了历代皇帝传国的玉玺，天助的象征已经出现，请汗应‘天命’，定尊号。”太宗说：“现在，周围诸国虽然投降，又获得玉玺，但大业未成。成大业前，若先受尊号，恐怕天以为非。比如我考虑晋升某一个贤者，若这人不等晋升，便妄自尊大，那么我就认为不对。”去年，诸贝勒大臣曾劝太宗即皇帝位，他本人没有同意，这次又明言谢绝。诸贝勒大臣反复上奏，太宗仍旧不同意。他的侄儿礼部承政萨哈廉看破了他的心事，便再派希福、刚林、罗硕、祁充格向太宗报告说：“汗不受尊号，过失全在我们诸贝勒，因为我们不修养各自身心，不为汗主尽忠信，不行仁义，所以请汗上尊号，汗拒绝不受。如果说贝勒全是忠信，那么莽古尔泰、德格类二贝勒为何犯上作乱呢？现在，诸贝勒都表示立誓言做出保证，修身谨慎行事，以尽臣道，汗受尊号，才是恰当的。如今，获得玉玺，诸部归服，天意已明。如果不知天命，不受尊号，恐怕天反倒为非。”太宗听了这番话，十分高兴，称赞说：“萨哈廉这样启发，我心里高兴。这话一是为我，二是也为先父创立的基业。诸贝勒如能各修其身，那时我再考虑是不是受尊号。”《汉译〈满文旧档〉》，158页。
太宗并非一定不受尊号，他担心诸贝勒是否真心诚意，拥戴他在称号上更上一层楼。三年后，他在一次训诫群臣的讲话中才说出当时的想法。他说：“昔尔等欲上朕尊号时，朕深知尔等所行如此，是以固辞不受，谓国中有心怀嫉妒的不良之人，尔等皆以身任之，以为断无此事，于是始受尊号。”《东华录》，崇德三年七月。太宗的这个心事当即就被聪明的萨哈廉给说破，他马上改变主意，表示可以考虑。但他还不放心，还要征求汉官们的意见。当天晚上，他令希福、刚林、罗硕集合汉官，传达他的谕旨：“诸贝勒说要定尊号，但我认为大业未成，天象不明，受尊号未必合适，所以我真心拒绝。”汉官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梁正大、齐国儒、杨方兴等劝说：人要随从天象行事，获得玉玺，各处归服，人心归顺，这本来就是天意，合人心，受尊号，定国政，是非常恰当的。
第二天，萨哈廉立刻召集诸贝勒，说：各贝勒都立誓言，各修自身，给汗上尊号。诸贝勒闻听此言，很快把自己的誓词写成书面报告，送交太宗审阅。他将每个人的誓词看了一遍，指示说：“大贝勒（代善）年老了，可免去立誓，萨哈廉正在病中，等病好了，再立誓。其他诸贝勒的誓词中，不要写以前没有悖逆的话，要立誓今后以忠信为生，勤于政事，保证不向闲散无权的大臣、自己的部属和妻子谈论国家机密政事，如有心怀恶意，言不由衷，也应遭谴责，难免有死祸，即使如此，我也是很痛惜的。”代善心绪不安地说：“汗考虑我年老，恐怕我触犯誓词而死，这是对我的恩爱。但我若不与诸贝勒一起立誓，怎么能吃得下一碗饭呢？怎能安居呢？如果汗不让我参与政事，我能违背汗的意思吗？我不愿免去我的立誓。虽然我愚笨、健忘，但我立了誓言，就会把国家政事拴在心上，不会被汗谴责。”太宗说：“如果应该让你参与政事，怎能把你抛在一边？我是念你年老，才劝你免誓。你愿意和诸贝勒一块儿立誓，那就立吧。”
十二月二十八日，诸贝勒各将自己的誓词重新改过，一齐焚香下跪，先由代善对天宣读誓词：从今以后，若不公正为生，像莽古尔泰、德格类那样做坏事，天地以为非，我代善将遭殃死去；
如果对汗不尽忠竭力，心口不一，天地知道，我代善遭殃死去；
平时，无论哪个子侄做出像莽古尔泰、德格类那样的坏事，我代善听到而不报告给汗，我代善遭殃死去；
如果把与汗共议的秘密的话向自己的妻子和其他闲人透露，天地以我代善为非，遭殃死去；
如果我代善对当汗的弟弟竭力尽忠为生，那么天地眷顾，寿命延长。
其他各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豪格（萨哈廉因病免誓）等都宣读了类似誓词，然后举火烧毁《汉译〈满文旧档〉》，158~161页。。立誓的这些人，都是太宗的哥哥、弟弟、侄儿和自己的长子，他们都手握重兵，能征惯战，把持全国的军政大权，这不能不使太宗对他们怀有疑虑，存有戒心。让他们立誓的目的，就是使这些人向至高无上的天表明自己对现实的一个态度，同意太宗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一代封建王朝。
正好外藩诸贝勒赶到盛京，他们也要求太宗上尊号，朝廷内外都想到一块去了。他们联合起来，再次恳求太宗即皇帝位。太宗说：既然你们都同心定尊号，还有朝鲜王作为兄弟，应与他共议，外藩诸贝勒有没来的，也需要知道。诸贝勒一听，太宗已经同意了他们的请求，都高兴地回家去了。
天聪十年（1636年）三月二十二日，外藩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齐聚沈阳，朝见太宗，联合请上尊号。几天后，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尚可喜等各率所属官员请求上尊号。四月五日，内外诸贝勒、满洲、蒙古、汉官联合请上尊号，文武群臣百余人分次排列太宗面前，其中多尔衮代表满洲捧满字表文、土谢图济农巴达礼（奥巴之子）代表蒙古捧蒙古字表文、孔有德代表汉官捧汉字表文，分别率群臣跪读表文。这种类似戏剧的场面，形象地显示出太宗上尊号已得到东北各民族的承认，它也标志着这个以满族为核心，又有汉、蒙封建主参加的联合政权正式确立起来。在这种形势下，太宗以“顺天应人”的姿态，堂堂正正地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他说：“尔诸贝勒大臣等，以朕安内攘外，大业洊臻，宜受尊号，两年以来，合辞劝进，至再至三，朕惟恐上无以当天心，下无以孚民志，故未俞允，今重违尔等意，勉从群议。朕思既受尊号，当益加乾惕，忧国勤民，有所不逮，惟天佑助之。”《东华录》，天聪十年四月。众贝勒文武群臣个个欢欣鼓舞，仪式举行完毕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