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满族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出现于十五六世纪中国的政治舞台。她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但是，她真正开始形成时期是在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女真各部之后。努尔哈赤崛起于建州女真，经过四十年征战，统一了建州五部，继而统一了海西即扈伦四部，到天命四年（1619年），“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自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8页。这一广大地域统一于一个新政权之下，操着相同的语音，有着相似的经济形态和共同的生活习俗，标志着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的初步形成。毫无疑问，在这个刚刚形成的民族共同体中，具有血缘关系的建州与海西女真人构成了她的主体王钟翰：《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在太宗正式定名满洲族之前，她虽然还自称女真（诸申），但已基本上不是辽、金、元及明初时的女真族了。从此，她只能作为满族的先世加入中国历史上的古老民族的行列，保留在史籍之中。别的姑且不论，就拿文字来说，女真与新形成的满族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远在金朝时，女真族用汉字笔画为基础制造了女真字，用来书写本民族的语言。后在蒙古长期统治下，深受蒙古文化的影响，逐渐改习蒙古文字，而女真文字终被遗忘，成了死文字金启孮：《满族的历史与生活》，黑龙江出版社，1981年版。。直到努尔哈赤兴起，还在正式建国以前，他就命额尔德尼用蒙古文字作基础，结合女真族语言，创造了新的文字——满文，即无圈点老满文。太宗时，命满族的杰出学者达海对满文实行改革，加上圈点，制作了新满文，称有圈点满文，从而把满文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有了共同的语言文字，不仅使满族成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新的民族，而且也明显地同他的先世划清了界限，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太祖创制八旗，把女真人编入八旗组织，对满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凡入旗籍的，都是满族的正式成员。在太祖时期编入八旗的称“佛满洲”，汉语又称“老满洲”，而在太宗时期编入八旗的，则称为“伊彻满洲”，汉语又称为“新满洲”西清：《黑龙江外纪》，卷3，满语称旧为“佛”，称新为“伊彻”。。太宗即位后，随着国势日隆，疆土日广，满族共同体也得到了迅速扩大，这就是在继续接纳女真族之外，还吸收了其他民族加入，把来自不同血缘的各族人们都汇集到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成为满族的新成员即“新满洲”。新、老满洲的区别，正好显示了满族发展史上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太宗时期，满族共同体是伴随着后金（清）不断征抚而迅速扩大的。从太祖到太宗，收服诸部往往迁其家属（包括妇女、儿童、老年人）住于盛京，编入牛录，选其青壮年披甲入伍，使满族的新成员不断增加。太宗继太祖之后，多次对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及黑龙江流域用兵，获取了大批人口和壮丁。请看下列数字：
征东海瓦尔喀部：
天聪元年（1627年），第一次用兵朝鲜，瓦尔喀在其国内的二百余户来归；
天聪五年（1631年），获男女二千余人；
天聪七年（1633年），获男女老幼一千九百五十余人；
天聪九年（1635年），获壮丁五百六十人、妇幼五百九十人；
天聪十年（1636年），获一千三百余人；
崇德元年（1636年），获男妇八百余人。
征黑龙江虎尔哈部：
天聪八年（1634年），获男妇幼小一千九百五十人；
天聪九年（1635年），获七千三百零二人，收编壮丁二千四百八十三人；
崇德五年（1640年），获男子三百三十六人，归降男子四百一十九人；
崇德七年（1642年），招降男妇幼小一千四百余人；
崇德八年（1643年），获男妇幼小三千七百零三人。
征（黑龙江）索伦部：
崇德五年（1640年）三月，获人丁六千九百五十六人；五月，有三百三十九户来降；十二月，获男妇九百余人；
崇德六年（1641年）该部一千四百七十人归降以上统计数字皆据《东华录》，刘选民《清开国初征服诸部疆域考》。。
以上仅举其重要的事例，小规模用兵以及各种原因前来投顺的少量人口末计在内。从地域来看，这些被获取或归降的人们来自乌苏里江及其以东的滨海地区、黑龙江（包括松花江中下游）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麦利霍夫：《满洲人在东北》一书说满族的形成仅是建州女真，其“凝集地”仅限于建州地即辽东一隅之地，这完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捏造。。从民族成分看，除了散居边区的女真余部，更多的是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赫哲族（使犬部）、鄂伦春族（使鹿部）及蒙古族（厄鲁特蒙古）等各民族中的很多人被纳入到满族共同体之内。太宗认为，黑龙江流域所居各族人民同满族是一个祖先，语言相同。因此，在太宗看来，毫无疑问他们是满族的当然成员。于是凡俘获的人口和归降的都编入牛录。例如，清军入关前，在松花江下游、牡丹江流域至乌苏里江一带居住着呼尔哈部的八个氏族，即后来称赫哲族的一部分：巴牙喇、脱科洛、努牙喇（或写作拏耶勒、禄耶勒，又写作诺雷、闹雷等）、黑叶、马尔遮赖（也写作墨尔哲勒）、科尔佛科尔、克宜克勒、库萨喀里（或祐什哈里）《清太宗实录》，卷58，22页。《黑龙江志稿》，卷2，51~52页。。这些氏族分别在天聪、崇德年间被招抚。其中巴牙喇、脱科洛、马尔遮赖、科尔佛科尔等氏族全部编入八旗，成为八旗满洲氏族《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第38、39、52分册。。像祐什哈里氏族，于崇德三年（1638年）被招抚后，分别被编入镶白旗、镶黄旗、正白旗；居于黑龙江下游的乌扎拉部也是赫哲族的一个古老氏族，于天聪六年（1632年）来归，编入镶白旗、正蓝旗、正黄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第30分册。以上参见《世界民族研究论文集》，141页，1981年11月，四川民族出版社。。属于索伦部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崇德五年，有五千六百七十三人分隶满洲八旗，编为牛录《清太宗实录》，卷52，12页。。此后，有三百三十七户共壮丁四百八十一人归降，被安置在乌库玛勒等地，分编入旗《清太宗实录》，卷51，32页。
太宗比他的父亲更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症结之所在，他一即位，就实行“编户为民”的政策，制定“离主条例”，推行新的剥削方式，大量地解放奴隶，从而使旧的生产关系得到改变，最终导致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得以确立起来。所有这些都为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开拓了道路。
同太祖一样，太宗极为重视发展经济，尤其注重农业生产。他刚即位，即使军政大事非常紧张，他也注意到发展农业生产。首先制止滥用民力，停止各种非生产性工程，以便让农民把主要力量用于农业生产。他父亲在位时，搞非生产性工程过多，百姓负担甚重。连江官李栖凤也批评太祖“惟频岁役民筑城，此毁彼建，不得休，民未必无怨。”《清史稿》，卷239，“李栖凤传”。因此，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他发出第一道关于加强农业生产的谕旨，下令停止各项非生产性工程，说：“工筑之兴，有妨农务。从前修城郭边墙，因事关国家安全，故劳民力役，这也是不得已，朕深为同情。现在已修缮完工，此后如有颓坏的地方，只许修补，不再重新兴建，以珍惜民力，专注农业，重视根本。其村庄土地，各旗分拨已定，今后不要随意更换移动，可使百姓士卒各安本业，不要荒废耕种。如果各牛录所居之地，属于低洼地不堪耕种，愿意迁移的，听其自便《清太宗实录》，卷1，9~10页。。他特别提示各牛录章京等基层官吏要倍加珍惜民力，如有“滥用民夫，致妨农务者，该管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俱治罪”。《清太宗实录》，卷23，3页。
天聪三年（1629年）六月，训诫诸贝勒大臣：“我国当竭力耕织，衣食足，又何求乎？缎帛者，粉饰之物也，虽无何伤我！”《东华录》，天聪三年六月。教育他们要把男耕女织作为主要生产部门，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天聪四年（1630年）春，正当春播季节，太宗“命汉民乘时耕种，给以牛具。复榜示归顺各屯，令各安心农业。”《清太宗实录》，卷1610页。
天聪七年（1633年）春，太宗给牛录额真发下一道指导农业生产的长篇指示：
田畴庐舍，民生攸赖。劝农讲武，国之大经。尔等宜各往该管屯地，详加体察，不可以部分推诿。若有二、三牛录同居一堡者，著于各田地附近之处，大筑墙垣，散建房屋以居之。迁移之时，宜听其便。至于树艺之法，洼地当种粱、稗，高田随所宜种之。地瘠须加倍壅；耕牛须善饲养。尔等俱一一严饬，如贫民无牛者，付有力之家代种；一切徭役，宜派有力者，勿得累及贫民。如此，方称牛录额真之职。若以贫民为可虐，滥行役使，惟尔等子弟徇庇，免其差徭，则设尔牛录额真何益耶？至所居有卑湿者，宜令迁移。若惮于迁移，以致伤稼害畜，俱尔等牛录额真是问。方今疆土日辟，凡田地有不堪种者，尽可更换，许诉部臣换给。如给地之时，尔牛录额真、章京自占近便沃壤，将远瘠之地分给贫民，许贫人陈述。《清太宗实录》，卷13，4~5页。
清太宗以一国之主在这个指令里，既讲了农业的重要性，又讲了具体改进农业耕种技术；既讲了贫民的住房、耕种的种种困难，也讲了解决的具体办法。而他反复强调各牛录额真在发展农业生产上责任重大，对他们提出了严格要求。崇德元年（1636年）十月，他召集群臣，专门谈了种地方面的技术问题，他说：“树艺所宜，各因地利，卑湿者可种稗、稻、高粱，高阜者可种杂粮，勘力培壅，乘地滋润，及时耕种，则秋成刈获，户庆充盈。如失时不耕，粮从何得耶！”《清太宗实录》，卷31，17页。这里，他又就因地制宜、适时耕种作了指示。这些道理，在今天看来是很浅显易懂的。但在当时，满族贵族不事任何农业生产，只靠战争掠夺和赏赐而致富，认为这是比从事生产更光荣的事情。因此他们无须过问农事，实在说，他们根本也不懂。比较而言，太宗谕旨中所讲的农事道理，在当时也算高水平了。
清太宗还颁布了有关保护农业生产的法令。如，不准任何牲畜闯入田地，践踏禾苗，规定猪入田禾者，每次罚银五钱，超过三次的，要报告本牛录，将猪罚给田地的主人。骆驼、牛、马、骡、驴这些大牲畜跑到地里作践禾苗的，每匹罚银一两，赔偿粮食《清太宗实录稿本》，12~13页。。满族贵族进入辽沈，渐染奢侈之风，遇有祭祀、殡葬总是竞相宰杀大批牛马等牲畜，这不利于农业生产。天聪元年（1627年）九月，宣布：马、骡以备驰驱，牛驴以供负载，羊豕牲畜以资食用，除大祀、大宴用牛外，其屠宰马骡驴牛者悉禁之，尤宜善加孳牧，以致繁盛《东华录》，天聪元年九月。。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重申前令，凡祭神、还愿、娶亲、死人、上坟一律不准宰杀牛、马、骡、驴，违令者治罪《清太宗实录稿本》，13页。。当时，还有不少人为了逃避兵役、差役，“多相率为僧”，私自建造寺院，耗其资财，减少社会劳动力。太宗重申以往的法令，除了原明朝已建的寺庙外，不得新建，责令有关官员进行调查，一经查出私建寺庙、私自当和尚的，按律治罪《清太宗实录》，卷10，29页。。
经过清太宗的提倡、重视和实施具体的保护农业生产的法令，不到十年，已收到了显著成效。农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粮食足用，仓库充实，基本上改变了即位初年的困难状况。如天聪六年（1632年）农业歉收，也“未致于饥馁”《东华录》，天聪七年六月。
畜牧业是仅次于农业的又一个重要生产部门。为了战争及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太祖时就十分重视饲养牲畜，尤其是马牛受到特别保护。天命五年（1620年），朝鲜人李民从赫图阿拉返国途中，他亲眼看到从婆提江（今浑江）至万遮岭（今吉林集安县西老岭山脉大板岭）六七十里之间，“放牧马群漫山蔽野者，不知其几万匹。”李民：《栅中日录》。六畜惟马最盛，诸贝勒将官之家，占有马匹“千万成群”，一般士卒之家也不下十数匹李民：《建州闻见录》。。但随着人口增加，战争的需要，马作为战争和生产的主要工具，仍然不够用。太宗依靠蒙古贡马，同时，积极鼓励满、汉、蒙古蓄养和繁殖马匹。不出几年，马匹足用有余。天聪七年（1633年）春，为迎接孔有德、耿仲明来归，一次就调拨二千余匹马散给他们骑用《东华录》，天聪七年五月。。崇德四年（1639年）七月，太宗拿出大量马匹作为奖品。鼓励将士作战立功。他说：“天生牛马是供人们骑乘，备耕种的。如今，外藩贡马已经很多，牧场又大量繁殖，有这么多马不给人使用还有何用处！朕决定拿出一千匹马给你们用。自公、固山额真以下到披甲士卒，不论满洲、蒙古、汉人有愿冲锋破敌，争先登城，为国效力者，允许先来领马。有的或顾虑领了马匹而不能立功，会被追查治罪，这不必过虑，只要有心报效，什么事不可为？有的或许顾虑以前没做出什么明显的成绩不敢领马。朕对于以往之事，从不追究，以后做出成绩也不迟。凡愿领马的，都可以到兵部报名。”《东华录》，崇德四年七月。这生动地反映了后金（清）的畜牧业已达到繁荣的程度。
由于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交换，带动了商业贸易的大发展。太宗亲自倡导支持商业活动，并且把主要的商业交换牢牢地控制在国家手中。在国内，允许粮食等农副产品投入市场交易。太宗掌握市场行情，不准囤积居奇。他指示官民有余粮的，要拿到市场上去，以官价卖给缺粮的人，不准抬高物价。有些投机分子必等市场缺粮，价格上涨时才出售。为打击投机商，他命八旗旗主各出一百石到市场上发卖。自从和朝鲜结盟后，还依着双方订有的协定，进行国际贸易。和明朝处于交战状态，贸易中断，但太宗还是想方设法与明朝边境地方官开展贸易。他几次派人到张家口等地举行互市。后金以本地产明珠、人参，黑狐、元狐、赤狐、貂、虎、豹、海獭、青鼠、黄鼠等毛皮特产，换回金、银、绫、缎等急缺物品。以布匹为例，早年国库中连一千匹的积蓄也没有，数年后，什么也不缺了。太宗说：“朕嗣位以来，励精图治，国势日昌，地广食足，又以计令各处互市，文绣锦绮今皆有之。”《东华录》，崇德四年五月。
手工业的发展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在太祖时期，手工业已有了长足的进展，但规模不大，水平不高。从农业分离出来的手工业者如织工、瓦匠、铁匠、弓匠、银匠，其制作仅限于日常生活用的小商品，供战争需要的也不过是刀、箭、矢之类。到太宗时，大力发展开矿，开办大型冶炼场。特别是从明朝方面得到先进技术，因而大大提高了工艺水平。天聪五年（1631年），独立制造大炮，并应用于对明战争，这是它的手工业高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此以前，后金自己不能造炮，在同明朝的战争中吃了不少亏。造炮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远比制作弓、箭等武器难度大得多。从开采原料、冶炼到具体制造，都需要较高的技术。后金不仅能够自己制造，而且数量很大。例如，崇德四年（1639年）对明战争中，汉军需要炮子一万，火药五万觔，都满足了要求，这说明有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已经接近或赶上了明朝。
清太宗在位十七年，是后金（清）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时期，也是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时期。他所采取的各项经济政策和一系列措施，不仅促进了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而且为封建制的最后确立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