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天聪三年（1629年）和八年（1634年）两次大规模入关征明之后，清太宗于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又发动了第三次进关征明的战争。
　　
　　在征明之前，由于同朝鲜的关系破裂，太宗已经作出了入侵朝鲜的决定。但他担心明朝乘虚从背后骚扰，因此在征朝鲜前，首先对明朝进行一次新的军事打击。几年来，太宗向明朝不断发出信息，要求谈判议和，明朝方面一直置之不理。其实，太宗也无意讲和，他也深知明朝出于“君临天下”的心理，不会坐下来与一个曾附属于它的“反叛”政权进行谈判。这种僵持的局面并不使太宗感到难堪，相反，他更起劲地呼吁明朝响应他的和谈建议。这样做，会使他在政治上得到好处：表明他愿意和平，对明朝的战争是迫不得已的，以此来取得明朝统治下的人民的理解和同情。这次出征前，太宗两次给明朝驻守长城几个关口的官员发出了信件。一次是在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距出兵前半年，遣使送信给喜峰口、潘家口、董家口明朝诸边将，信中说：“我每欲请和，各享太平。一年内派人送信不下数次，你们朝廷大臣竟无一言答复。因此你国人民之忧苦、死亡并非是我的责任，而是你们的君与臣的过错。今后凡我大军所至，有敢逆我对抗者，杀之；逃避山林者，俘之；如安居不动，投降归附者，秋毫无犯。此次进兵，决不似以前轻易撤兵。”另一次是在天聪十年（1636年）二月，信是写给崇祯皇帝的：“我见黎民百姓涂炭，常以和睦为念，致书遣使不下数次，不知下边臣属欺骗蒙蔽而没有报告朝廷呢？还是朝廷明知黎民涂炭、人民死亡而漫不介意，不愿和平呢？我一再讲和，而你明朝大臣竟无一言回答，这是有意招惹祸乱！各城大小官员得我之书，若隐瞒不上奏者，即是不忠于君、不慈于民、专图个人之私的奸诡之人。”《东华录》，天聪九年十月、十年二月。此信送到明边松棚路、潘家口、董家口、喜峰口等处，要求守边将吏转呈朝廷。
　　
　　这两封信是否送到京师，需进一步考证。反正同以往一样，仍是石沉大海，杳无回响。这无关紧要，对太宗来说，不过造造舆论罢了。看来，他无须等待明朝方面的答复，就在他即皇帝位的盛大庆典活动一结束，马上组织了对明朝的远征。
　　
　　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二十七日，太宗在翔凤楼召见出征统帅和将领，他们是：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超品公额驸扬古利、固山额真拜尹图、谭泰、叶克舒、阿山、图尔格、篇古、额驸达尔哈，未参加出征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豫亲王多铎、和硕肃亲王豪格、和硕成亲王岳托及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等，分列左右，听取太宗面授出兵方略。他说：
　　
　　尔出征王贝勒大臣，凡师行所至，宜共同计议而行，切勿妄动。尔诸臣遇残破城池及我兵前所攻克良乡（今北京市良乡镇）、固安（北京南固安）等城，如欲进攻，度可取则取，不可取则勿取，各以所见，明确言之。儻（同倘）不明言，恐日后追怨，辄（同则）私相议曰：“我曾如此言之，但言而不听耳！”夫初未明言，及事后而谓曾有是说，其谁信之！今若各抒所见，明确言之，而众人犹有争论不决之处，宜听武英郡王剖断，毋得违背。朕视凡人进兵时，多始慎终怠，所以有疏虞之处，能于此处念之不忘，庶乎其可矣《清太宗实录》，卷29，12~13页。。
　　
　　太宗面谕，强调凡事要商议而后行，要各抒己见，不要做“事后诸葛亮”，要牢记“始慎终怠”的教训，可保不出差错。这一点很重要，可以说是太宗的经验之谈，很富哲理。人们开始时无不谨慎从事，可是到后来往往疏于懈怠，不认真，难免不出大错。战争关系到多少人的生命！只要稍一疏忽，就会在霎时之间造成悲惨的后果。所以太宗反复告诫，期待他们不辱王命，完成这次出征重任。
　　
　　三十日，太宗亲自为出征将士送行，先到堂子行礼。堂子外排列护军八纛，仪仗队吹海螺角和蒙古大号，太宗从堂子里出来，向天行三跪九叩首礼。然后，来到城西演武场，见过出征将士，问道：“我的话都记住了没有？”阿济格等回答：“牢记在心，无所忘也！”三声炮响，大军起行。
　　
　　一个月后，太宗估计阿济格率军已抵长城脚下，决定另派一支大军进攻山海关。他对诸王贝勒说：“多罗武英郡王统兵往征明国，今将出边，宜别遣大军往山海关进发。明国知我兵至，恐山海关有失，必来救援，武英郡王庶得乘隙从容出边。”《清太宗实录》，卷30，32页。任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豫亲王多铎、多罗贝勒岳托、豪格为将，率大军执行牵制明军的任务。他们分作两批，于八月十二、十三日相继离沈西征。他们是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中的“配角”。
　　
　　阿济格奉命率领主力远征，进军目标直指明朝的京畿地区，他麾下八旗将士约十万人马，奔向冀北。七月十九日，他在给太宗一份战况奏疏中说：大军于六月二十七日分作三路入独石口关于入边的日期，文献记载稍有出入，如《明崇祯实录》，卷9为六月己亥（二十六日），《国榷》，卷95为六月辛丑（二十八日），而清人记载如《清实录》、《东华录》为六月二十七日。当以阿济格报告的日期六月二十七日为是。，八天后，会合于京畿延庆州（今北京市延庆县），先攻取近处的长安岭堡、雕鹗堡两个据点，败明军七次，俘获人畜一万五千二百三十。
　　
　　清军刚入边，七月三日，北京全城戒严，崇祯急令中军李国辅守紫荆关、许进忠守倒马关、张元亨守龙泉关、崔良用守固关《国榷》，卷95。。这四个关口都在京城西南，与山西交界的地带。但出乎明朝廷意料之外，清军没有走山西，而是经延庆入居庸关，取昌平，直逼京师。事先，阿济格释放被招降的两千人诈称逃归，巡关太监和御史王肇坤不知是计，开城门收纳。七月七日，清军自天寿山后突现昌平城下，城内的降人做内应，立时陷落，明总兵巢丕昌投降，他是这次战争中归附清朝的惟一的明朝高级将领。城里还有户部主事王桂、赵悦、判官王禹佐、胡惟宏，提督内监王希忠等都被杀《明崇祯实录》，卷9，8页。，葬于天寿山的明德陵也被清军焚毁。接着，清军自西山南趋良乡（北京房山县），二天后，移兵沙河、清河镇，昌平的降兵也抵西直门。
　　
　　崇祯皇帝十分惊慌，“命文武大臣分守都门”《明崇祯实录》，卷9，8页。，令兵部传檄山东、山西、大同、保定及关外等处明兵共五万余人入援京师，兵部尚书张凤翼自请总督各镇援兵，崇祯马上批准，赐尚方剑，发给万金、赏功牌五百，任命监视关宁太监高起潜为总监，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为提督。崇祯和他的大臣采取固守城池、伺机出击的作战方针，京师和战事波及的地方，基本上按兵不动，即便得到出击的机会，也多不敢一战。崇祯重用太监，凡边防督兵都让这些不懂军事的内臣充任，使事权不一，文武将吏难得发挥作用。有个河南道御史金光宸，参劾镇守通州兵部侍郎仇维桢给太监叙功是别有用意，请求罢免内臣督兵。崇祯大怒，召集廷臣，厉声叱责金光宸：“仇维桢方至通州，尔即借题沽名，着锦衣卫褫冠服，下诏狱。”正巧外面狂风大作，雷声轰鸣，闪电掠过御座，吓得崇祯心惊肉跳，以为触怒天威，当即将金光宸释放，“候旨”另作议处张岱：《石匮书后集·烈帝本纪》。。上层统治集团如此腐败，难怪将士畏敌如虎，一遇清军就望风丧胆，退缩不战。
　　
　　其实，清军根本无意攻打京师，也不想围困。阿济格依照太宗规定的作战方针，机动灵活，凡遇城堡估计能攻下就攻，攻不下就走，不以攻占城池为主要目的，而是在京师周围攻略城堡，不断消耗明军实力，挫败其锐气。因此清军很快离开沙河和清河，于七月十五日，攻克宝坻，杀知县赵国鼎。二十一日入定兴，下房山，战涿州，攻固安、克文安、永清（均在北京南），分兵攻漷县（北京通县）、逐安、雄县、安州、定州，趋鄚州口，不下，转攻香河，破顺义，知县上官荩自尽，其余将吏都被杀。紧接着，转向东北，至怀柔，陷西和，占河西务（香河南，大运河西岸）。到八月十九日，清兵分屯密云、平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清军紧紧围绕京师，“徧蹂畿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凡城池堡镇无不攻击、抢掠。阿济格向太宗报告，共克十二城，五十六战皆捷，获人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清太宗实录》，卷31，3页。《东华录》，崇德元年九月作：克12城，52战，俘人畜18万，今从“实录”。。这份奏疏未免夸大，例如，清军也并不总是打胜仗，刚入居庸关，明大同总兵王朴驰援，清兵被斩杀一千一百零四人，又有一百四十三人被俘；激战涿州时，清军损失了二百余人《国榷》，卷95。，等等。明朝统治集团虽说腐败透顶，却也不乏忠臣义士。清军攻定兴时，辞官居家的前光录寺少卿鹿善继毅然离家进城，与知州薛一鹗等共守，坚持了六天而城破《明史》，卷267，“鹿善继传”。。此时他正守南门，清兵持刀逼其投降，他严词拒绝，发怒的清兵对他连砍三刀，又射一箭，当即身死，时年六十二岁。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在当时也称得上是民族英烈的大壮举，但“犹捧一篑以塞溃川，挽杯水以浇烈焰”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2。，挽救不了明朝迅速崩溃的颓势。
　　
　　八月三十日，阿济格率军经雄县北去，奔冷口东归。明督师兵部尚书张凤翼侦知消息，率军出京，从后面赶来；总督宣、大兵马梁廷栋也挥师北上，尾随清军，却不敢发起攻击。张军行至迁安五重安驻扎下来，“固垒自守”。当清军就要出冷口时，守关的明将崔秉德请求力守关口，堵住清军的归路。总督高起潜骗他说：等清军出关一半再进攻。
　　
　　九月一日，清军携带掠取的十八万人畜及其他大批物资从容出冷口，“俱艳饰乘骑，奏乐凯归”，他们还砍下木头，在上面写了“各官免送”四个大字，扔在道上，以戏谑明朝将吏《国榷》，卷95。。浩浩荡荡的清军人马一天出口几次，“次第引归”，连续四天才全部通过《明崇祯实录》，卷9，11页。。照一般常识，在撤退时，应以精兵殿后，防止敌人追袭。阿济格一反常态，竟将辎重放在队伍后边，他自己却前行而不顾。回到盛京后，太宗知道此事，将他狠狠训了一顿，所幸当时明朝将士懦怯不敢战，眼睁睁地看着清军满载而归。高起潜和张凤翼得到侦察骑兵的报告，知道清军已撤退完毕，才装模作样地挥师前进到石门山（河北抚宁东），向崇祯报捷：斩敌三级！张凤翼和梁廷栋身负重任，“恇怯不敢战，近畿地多残破”《明史》，卷257，“梁廷栋传”。，言官把责任都算到他俩身上，累次上奏章参劾。两人更加恐惧，明知清兵退后，北京解严，他们必遭重罪，于是，每天服用大黄麻求死。二日，张凤翼先死于军营，十天以后，梁廷栋也死了。果然，不出所料，法司拟了他们的罪状，将张凤翼罢官、梁廷栋处死，幸亏已死才免除了刀斧之苦《明史》，卷257，“张凤翼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