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婉儿在正史中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一个权秉朝野的嫔妃，同时又是卖身求荣的淫乱荡妇。然而赵玫在塑造上官婉儿这个历史人物时，撇开了传统的帝王将相历史观、阶级斗争历史观，而以自己作为人和女人的历史眼光和性别眼光来看历史，从而发现了男性历史无意识性别无意识所无法发现的另一层真相，那就是上官婉儿无论是狐媚篡权，还是出卖肉体，甚至是丧失人格，无非只有一个目的——活着。于是赵玫就把她的叙事聚焦于上官婉儿的生存上，围绕着这个焦点，进一步刻画了她与三个太子的情与爱，她与武三思和崔湜的身体之爱与精神之爱，以及她非凡的政治才能和她在生存中的痛与苦。我们在解读《上官婉儿》时，就可以具体地将其衍化为一系列的追问：是什么促使上官婉儿把活着作为人生目标？作为生命个体，在如此极端的条件下，她又是怎样的活着？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一
萨特曾说过：“人就是自由，而所谓人的自由是指人的自我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对人来说是绝对的，不可逃避的”。海德格尔也曾说“人是他的选择的总和”，这也就是说人生而要面临许多选择，对于选择人是无法逃避，不选择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不选择。但是萨特所说的自由又是“在处境中的自由”，人所处的位置，他的身体，他的过去，他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他的已经被他人指示所决定的立足点，都会影响他的自我选择。对于上官婉儿来说，她的婢女的出身，她与杀父仇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等等现实的处境，就使得她不得不把活着作为自己的生存目标。
上官婉儿还在襁褓中时，就由于皇后与皇帝的一场“游戏”（家庭风波），使得无辜的上官婉儿一家受牵连，以致一夜之间就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她也随着母亲走进了牢房一样的掖庭。掖庭对女人来说，无疑是一座活死人墓，然而对于一出生就长于此的上官婉儿来说，她并不知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所以她能非常平静的生活在这黑暗的永巷，并很开心的活着，如果她一生都不走出掖庭，她可能也能怡然自乐的活下去，过着与世隔绝的淡然的生活，她也可能就不用那么沉重的活着，也就不会把活着作为她唯一的选择。但是命运偏偏让她有一天走出了掖庭，把她推向了生与死的边缘，使她不得不对自己的未来做出痛苦的选择。
武则天的出现使上官婉儿感到了生命的危机。武则天把她带出了活死人墓，使她的智慧有了施展的空间，使她的生命更加丰富多彩，所以上官婉儿感激她，热爱她，尊敬她。然而被武则天满门诛杀的身世，使她必然又仇恨这个女人，这种仇恨是来自双方的，它就像一道屏障阻隔在这两个女人之间，又像一团燃烧的火，随时可以将她们中的任何一个毁灭。但生命的天平更倾向于武则天这边，她不仅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贵的皇后，更掌握着生杀大权，这就使得上官婉儿的生存如履薄冰，她的脖子上总是架着一把尖刀，只要她稍有差池，这把尖刀就会毫不犹豫地向她挥去。可以说上官婉儿走出掖庭，并不意味着她的生命从此有了保障，相反她被推向了更加艰难的生存之路。
促使上官婉儿把活着作为人生目标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国这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国度中，女性始终处于“他着”地位，她们一出生就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妇人，从人者也，幼从夫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夫者，妻之夫”（《仪礼·丧夫传》）的规定，使她们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思想上都成为男权社会的奴隶，她们的生命握在别人的手中。对于上官婉儿来说，作为女人，她的生存空间本就异常的狭小，更为不幸的是她闯入了本属于男性的领地——朝廷（政治）。在封建社会，朝廷、政治是男性的代名词，女人自从被排斥在学堂之外的那一刻就标志着她们同时也被拒绝于政治的大门之外，“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习俗，“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使得女性与政治无缘，他们不想也不允许女性（她们的奴隶）与他们平起平坐，共商国家大事。但是由于历史的契机，上官婉儿进入了这片女性的“禁地”，这势必引起男性的恐慌与不满，更为甚者她一直作为女皇的代言者，往往被女皇作为杀人的工具，使她背上莫须有的罪名，从而引来更多的仇恨，这就使她的生命陷入了另一层危机。她不仅要防御武则天随时挥过来的尖刀，还要与来自暗处的敌人搏斗，更要与整个男权社会相抗衡。如果说此时的上官婉儿还没有明确意识到或者说她还不愿把活着作为自己一生唯一的奋斗目标的话（因为她的人生中还有爱情、理想等需要她去实现）。那么太子李贤的死就使她这一目标更加明确。
太子李贤是上官婉儿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她和其她的宫女一样喜欢上了这个风流倜傥，仪表堂堂的少年天子，“被太子身上散发出来的某种神秘的力量所吸引”。然而这段爱情才刚刚开始，就随着太子反抗皇后失败被流放异地而消失殆尽。随着上官婉儿爱情梦的破灭，她更加清醒地看到爱情这种东西的脆弱与不堪一击，“无论爱有多深都会被政治的铁腕捣碎”，爱情是与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了生命一切只能是虚无，唯有活着才是第一位的。而同样拥有美丽与智慧的武则天和高阳公主就不同，她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使她们的生命处于一种相对安全的状态，武则天只需要用自己的美丽取悦于皇上，她就有了荣华富贵以及无上的权力，高阳公主则把她生命的全部能量都用来追求极致的爱与恨，而对于作为婢女的上官婉儿来说，生命的一切的附丽对她而言都是奢侈，唯有生命才是真实的存在，唯有活着，才有意义。
二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人的选择不仅是自由的，而且它对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决定着人的生存方式。当上官婉儿把活着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时，她就以“狡兔三窟”的方法，为自己寻找了三种生存方式。
上官婉儿寻到的第一种生存方式是隐忍。她婢女的身份，她所处的位置就使她性格中慢慢的具有了一种忍的品质（忍辱忍羞），这甚至已成为她的一种生命状态。她不仅要忍受着杀父之仇，忍受着武则天在她的面颊刺上忤逆的墨迹（对于婉儿来说她将毕生背负着耻辱，这是比死还要残忍的刑罚），还要忍受爱而不能，独守空房的女人的寂寞，她所忍受的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但是对她来说只有忍辱，才能负重，唯有隐忍，才能死而后生。
然而这种隐忍的生存方式并不能使上官婉儿的生命有足够的保证，她为自己寻找的第二条道路就是充分的利用她的智慧。长期的宫廷生活使她更加的聪明圆滑，她总能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不断地调整自己，寻找自己在其中进退有据的理想位置。在审视了武三思不具备称王的条件后，她立马奏请女皇立李显为太子，这不仅迎奉了女皇的心意，又顺乎当朝官员的意愿，言他们不敢言，更为李显回朝后自己的生命留了一条后路。上官婉儿纠缠于政治的漩涡中，但又游离于相互倾轧的政治之外，所以她总能站在一个至高处，预测未来，“于是她才能未雨绸缪今天选好明天的位置，现在就开始依附未来的势力”。她也总能凭借自己的才智周旋于各种势力之中，她对处于弱势的势力也不落井下石，相反她还不时的帮助他们，因为她清楚地看到，朝廷中的事情一向是瞬息万变，朝令夕改的，今天位居人臣，明天就可能成为阶下囚，所以无论那一股势力掌权后，都能接受她，甚至重用她，把她作为心腹。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她能将各种势力控制于手掌之中，她在帮助她们（他们）实现情欲，权力等各种欲望的同时，也掌握了他们的把柄，这就使她的生存有了另一层意义上的保护。上官婉儿就是凭借她的智慧，一次次挽救了她的生命，并使她从一个小小的宫女成为掌握着朝中实际权力，操纵各股势力的嫔妃。
上官婉儿第三种方式是用身体来交换生存。原本，上官婉儿对武三思这个趋炎附势，奴颜媚骨极尽势力的小人是不屑一顾的，甚至想杀了他以报黥刑的耻辱，但随着武三思日益的飞黄腾达，使她看到武三思未来的力量（有可能继承王位），在再三的权衡之下，她放弃的报仇，而很世俗的接受了武三思的身体之爱。她对他们的关系看的非常清楚，他们之间是仅是一种相互利用相辅相成的肉体关系，即使在床上她也对此也保持着清醒。虽然她与武三思的身体之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她作为女人的来自身体的欲望，但这种欲望是建立在生存欲望之上的，当她与他的生命受到威胁之时，她还是果断地舍弃了这个用身体爱着的男人，将他送给当权者韦皇后，使她与他的生命有了保障。如果说上官婉儿与武三思之间除了彼此生存的需要之外，还存在一种身体的需要，那么她与李显之间的身体关系，完全是出于活着的需要。作为皇帝的李显，尽管懦弱无能，但他毕竟拥有无上的权力，这使上官婉儿意识到，只有依附这个掌握着天下生死大权的皇上，她才有安全的活着的可能，“婉儿再度深刻地体会到她的身体就是财富。她的身体不仅能交换了她的生存和安全，还能给她带来荣华富贵以及她所热衷的那无限的权力”，这是上官婉儿作为女人无奈而又明智地选择，因为“女性在父权中心社会是以她的性交换她的生存，或者说她为了生存就不得不交出她的性”。日后李重润政变也印证了她这一生存方式的选择的正确与明智。
上官婉儿与余华笔下的富贵一样都以活着作为人生信条，但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确有所不同。富贵从一个富家少爷沦落为一阶贫民，一生中又经历了七个亲人的离去，面对生活的沉重，生命的不幸，他没有主动的采取措施去挽救他们，而是以一种被动的消极的以生抗死的方式去承受生命之重。与此相反，上官婉儿对生命总是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当她与她的亲人的生命处于危机之时，她总能挺身而出，想尽办法，来挽救她和他们的生命。那么对于这个对活着怀有如此强烈欲望的上官婉儿来说，她为什么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忤逆武则天，这不是与她的人生目标相矛盾吗？其实这只是上官婉儿对自己生命的一次放纵。为了生存，她有时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尊严与人格，这是她不愿而又无奈的选择。出身于名门之家的她，天然的带有一种优雅高贵的气质，“婉儿是有着那种该持有的尊严的”，再加上十几年的士文化的熏陶，使她无意识地接受了“士可杀，不可辱”的文人的尊严，只是由于生存所迫这种文人的尊严被她逼入内心的死角。所以当她的尊严被武三思践踏时，一向以安身保命为原则的她，却不顾一切的给予回击。这是她为了尊严而对自己的一次放纵，不过是以失去更大的尊严为代价的。另一方面她为了能够活着，身心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她必须处处小心，时时防备，以备应付不测，她就像一根紧崩的弦，一个随时要爆的炸药包，这也使她需要对自己的生命进行一次放纵，以便她能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更加艰巨的生存之战。
三
上官婉儿的一生是为活着而活着的一生，她对生命从不轻言放弃。她曾在苦难的夹缝里生活过，这使她非常明白日常生活的核心就是如何善待每人仅有一次的生命。这种善待绝不是苟且偷生，贪图享乐，而是对生命价值的实现。对她而言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生命的本身。这正如余华所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活着才是对具体的每个生命个体的意义。
对于人类来说生存的空间是有限，而有限的空间并不能支撑人口和欲望的无限膨胀，所以人类要想方设法来扩充自己的生存空间，而在这一扩充过程中必然要损害到其他的生物。（如人类向自然界的扩展就使得动物的生存空间变得更为狭窄）。这不仅对于整个人类如此，对于单个人来说也是一样的。上官婉儿她在为自己和亲人的活着寻求更大的空间时，就不可避免的要威胁到了其他人的生存，李重润政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上官婉儿的存在威胁到了他的生命，他要杀死这个侵占他生存空间的女人，来捍卫自己的生命。这次事件使上官婉儿清醒地看到她已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因为“她学会生存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一天天变得卑鄙的过程”，她已在罪恶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这是一种清醒的沉沦，而正是由于清醒，她才更痛苦，更自责，更难以解脱，更加无法救赎。她对自己的生存目标——活着产生了质疑，于是她开始放逐自己的生命。我们说尽管此时她对自己的生命已不抱希望，但是有一点需要肯定的是在她潜意识时中还是有一种强烈的生存欲望，只是当外界的因素逼迫她重新审视自己所作所为时，她内心的良知战胜了她生存欲望，然而当生命真正处于生死关头时，活着就又成为她生命的全部。在她知道她用心爱着的男人崔湜由于贿赂而要被贬为江州司马（这就意味着死）时，她迅速从颓废中走出来，调动全部的智慧，为挽救崔湜的性命而四处奔波，终于保住了他的生命。其实上官婉儿在挽救崔湜的生命的同时也是在挽救她自己。她与崔湜之间有一层很深的超越了肉体的精神之爱。她们的爱是由诗开始的，他们通过诗相互传送彼此的爱慕，在诗中探求精神与爱情的真谛，也只有在诗中她才能使罪恶的肉身获得片刻的安宁与解脱，才有一种超越了肉体的精神上的提升。她从崔湜的诗中找到了她的另一个自我（拥有非凡才华高贵气质而又纯洁高尚的本真的自我），她对崔湜的爱实际上是她对另一个自我的爱。所以与其说她是在救崔湜不如说她是在救她自己，她放弃的是沉沦的肉身，而挽救的是精神上的自我。
上官婉儿一生都非常珍视生命，就是在她人生的最后一刻，她对生命还是无限的留恋的，只不过她在生存的泥潭中滑落的太深，已无人能够拯救她，包括她自己。文中有一段话非常能说明她对生的执著：
“当李隆基正跳下马向她走来，当她已经意识朦胧，她知道，她也走完了她人生的路。然而她坚持着。她努力睁大眼睛，不想这么匆忙地就离去。她想她依然是清醒的，她也仍然还有智慧。正因为清醒她才感感觉到她的清醒正在缓缓地弃他而去。她方才知道，原来那清醒与生命是一道的。当生命已经离去，她又怎么可能拥有那匡世的清醒和智慧呢？她唯有告别。就告别了这对她来说无悔无愧的生命吧。”
这是上官婉儿在经历了风雨之后对人生的一种彻悟：生命是珍贵的，没有了生命的依托，生命的一切附丽———爱情权力金钱欲望，还有“匡世的清醒与智慧”只能随风而去，“死去原只万事空”；然而当生命再也不能挽救时，只要努力过，也就无悔无愧，毕竟生命的价值就在于生命的过程之中。上官婉儿执著的活着的意义就在于她活着，活着本身就具有巨大的价值。这正如尼采所说：“人类之伟大处，正在于它是一座桥而不是一个目的。人类之可爱处，正在它是一个过程与一个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