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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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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年),三十八岁的陶渊明居丧在家。
  
  这年三月,桓玄攻入建康,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先后被杀。桓玄总揽朝政,改元大亨。
  
  农民起义仍然如火如荼。虽然孙恩战败,投海自杀,卢循又被推为起义首领,率领义军继续与东晋王朝及各路军阀争锋。农民起义不论最初是出于何种天灾人祸的原因,具有怎样的合理性,最后总是被野心家利用。卢循此时已与军阀无异,给人民带来的只是骚扰、伤害。而且农民起义固然能推翻东晋王朝,可其结果仅仅是促成朝代更换。它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远不如它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对黎民百姓的危害来得严重。除了出于政治原因的肯定,一般有智有识之士对农民起义不会有太多的认同,至多是悲天悯人而已。陶渊明文中根本不提及孙恩、卢循起义一事,既有避免惹火烧身的一面,也是因为他不过把这次起义看成危乱时世的灾难之一,感到厌烦和无奈,懒得去想更不愿去写。
  
  这期间,陶渊明作有《和郭主簿二首》,反映了他二度辞官归来的生活与心境。
  
  《和郭主簿二首》之一作于仲夏,写闲适生活的美满和愉快,表现了诗人对仕途的冷漠与厌弃。“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飚开我襟。”堂前茂盛的林木贮积着清阴,不仅凉爽,而且幽静。反过来,心静自然凉,只有闲居在家,才可能在盛夏享受到这番清凉滋味。苏东坡“三更待漏靴满霜,不如日高睡足北窗凉”,可为注解。亦见历代文人心情同一。一个“贮”字,更加状出庭木之茂,清阴之浓,虽拈来信手,却不可替换。“回飚开我襟”,南风在院内回旋,其中意趣非深居深户高门、官府朝院中人所能领略,吹开我衣襟,也是吹开我心怀。诗人之安恬心境,仅此四句尽出。“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疏有馀滋,田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断绝交游,看些闲书,弹琴自娱,自斟自饮,还有小儿绕膝,呀呀学语的天伦之乐,真是惬意已极。园中有菜,仓中有储谷,不求富足,能过得温饱、舒坦就行了。“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田园生活淳真而有乐趣,诗人忘掉了功名富贵,遥望时舒时卷的白云,不由深深怀念起古圣先贤不慕利禄、轻于得失的胸臆。
  
  《和郭主簿二首》之二,进一步表达了诗人对古圣人的仰慕。这里的圣人,当是诗人所好的《庄子》中赞美的圣人。《庄子·天地》篇中写道:“夫圣人,鹑居而彀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诗人要为自己的闲隐生活找到一种印证与认同,从他人与古人那里。如此,他才能够恬然自得,并上升为一种美好的诗意和崇高的道德境界,从而肯定自身。因此,他才怀念起古圣人。“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枝,卓为霜下杰。”萧瑟的秋天,已无春之和泽,云气不再低垂,露水凝为寒霜,一派凄凉景象。但奇崛俊逸的山峰仍然高耸,青松在山峰上仍然傲立,菊花怒放,给天地增添了无限色彩与生机。逸峰、芳菊、青松,都是以比兴的手法引出古代的高士,他们也一样保持着坚贞秀丽的姿色,卓然不群,堪为霜豪杰。“衔霜念幽人,千载抗尔诀。”诗人在千载之后,还从古代隐者那里汲取了精神力量,坚守着他们的节操。“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日”,诗人之心,可惜没人理解,好友郭主簿很久没有来信,诗人郁郁寡欢,十月不知不觉过去了,他仍然为时光的白白流逝而感到迷惘。末二句急转前意,真实展露出诗人的复杂心境。毕竟,古圣先贤的高风亮节、隐逸态度都是作者想象、诗意地美化的产物,不可能真正解除他心中的苦闷。所以,末二句似乎破坏了全诗的意境,破坏了后世读者的美感,可这正显出作者真实的心态。陶渊明之真,真就真在他不着意将自己诗化,掩藏于诗的意境之中,而坦率地展示出他作为常人的情绪。
  
  这年陶渊明还写了一篇《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即为其外祖父孟嘉所做的别传。
  
  历代文人为他人作传,如果不是应制遵命之作,往往是借自己所欣赏的人来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与气性。从陶渊明描写的孟嘉的形象里,不时可以看到诗人自己的影子:“始自总发,至于知命,行不苛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之:‘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这简直就是陶渊明自身的写照。亦可见陶渊明受其外祖父影响之深。
  
  元兴二年(403年)春,年近不惑的陶渊明开始亲自参加耕种。躬耕的体验可由《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得窥。其一云:“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自有人,春光岂自免?”由此几句可以看出,亲自耕种是由于家中贫困,贮谷已尽,再不身体力行就要饿肚子了。但清高的诗人还要以古代贤者隐居躬耕的事迹来自我安慰与美化,雅兴一点不减。这就是诗人之所以为诗人,凡夫俗子是不能理解的。“夙晨理吾驾,启涂情已缅。鸟瞰欢新节,冷风送馀善。”诗人之不同于一般的农夫,就在于他不仅仅着意于耕作,还能以审美的眼光来欣赏田园。鸟儿为新春的到来而欢唱,清风徐来,使诗人舒适畅快,这种种美好感觉,都化为了清丽的诗句。“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植杖翁”典出《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耘。”陶渊明不以劳动为苦,亦不以为耻,反而甘做植杖翁,在这远离尘世的地方悠然自得。诚然,以诗人之才,不得其用,却要从事绝非所长的体力劳动,是陶渊明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但诗人能够安然于此,不因其鄙而痛苦,也显出其豁达的襟怀。“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躬耕自资虽比不上那些通达者的作为,但它所保全的志节却不浅陋,诗人的这番自询也是一种自励。世事无常,一个人一生不知会沦落到何种处境,但只要在任何一种处境中都能找到一个安然的理由,并且坚持自己的信念,这就是一种幸福。
  
  《怀古田舍》之二继续为自己寻找躬耕的理由。“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先师遗训是《论语·卫灵公》中孔子的话:“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从君子立志当高远的角度提倡君子忧道不忧贫,这自然足以为训,也符合社会分工的原理。劳心劳力本当有差别。但是倘若衣食不保,还不自给自足,那就是迂腐了。所以陶渊明虽然早就在熟读《论语》的过程中汲取了先师的遗训,依然坦率承认自己做不到,只有转而立志事农。现实、真率,这就是陶渊明的态度。饿着肚子去忧道,不是虚伪,就是异化、变态,生活在空中。“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诗人不仅自己劳动,还专门作了一首长诗《劝农》来鼓励农民耕种,这是为生之根本大计。“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欢欣。”由麦苗即看到收成的希望,这正是农民的乐趣所在。陶渊明于躬耕中理解了农民。“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人人劳动,远比像孔子那样为济世而奔走要来得实在。“日入相与归,壶桨劳近邻。”耕作归来,邀邻舍同饮,劳累一天后再事休息,浑身说不尽的舒泰。“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做一个农民,也别有一番美好滋味。当然,由一“聊”字,也看出诗人并非否定“忧道”,只是无可奈何,才以苦以乐。并且可以想见,一旦事农的新鲜感丢失,诗人真正沦为农民,他也会不堪其苦的。
  
  《劝农》一诗写于同时,系四言体,分六节,每节八句。这是一首说理诗。首先从上古人类不知耕稼说起,然后列举后稷、舜、禹等圣贤哲人躬耕的事例,强调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既是为自己的被士大夫视为鄙俗的事农找到高尚的理由,也表现了传统中国“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的政治经济思想。对于孔子、董仲舒轻视体力劳动、不问耕耘、超然农务之外的美德,他既表示敬仰,但也婉曲地表示,自己无法仿效,还是要有自知之明,实际一些,先解决温饱问题,这是生存之本。对于那些“曳裾拱手”、“宴安自逸”的不劳而食之辈,则加以斥责:“顾尔俦列,能不怀愧!”
  
  《劝农》一诗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文人士大夫鄙视劳动生产,要做人上人的传统,到魏晋六朝那些穷奢极欲的士族子弟身上发展到变本加厉,所以陶渊明对“冀缺携俪,沮溺结耦;相彼贤达,犹勤陇亩”的赞美,便超出了个人的好恶褒贬,具有了时代意义。“民生在勤”,大圣大贤亦不能例外。这不仅是诗人对农业劳动的态度,也是他对生活的态度,勤勤恳恳,身体力行,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这样。陶渊明并不否定“孔耽道德”和“董乐琴书”,相反明确表示“若能超然,投迹高轨。”可既然他没有机会与能力去扬道寄世,那么躬耕自足、独善其身不也是一种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吗?
  
  这年十二月,桓玄称帝,国号楚,改元永始。贬晋安帝为平固王,迁之于浔阳。假如要以忠臣不事二主的观念来苛求陶渊明的话,那么陶渊明的及时退隐,算是免去了卫道士们的许多微辞厉语。
  
  国事如此,陶渊明的家事也日渐艰难。诗人毕竟不是一个好农夫,他的生活越来越困窘。《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诗,终于一扫初事农务的欢欣,而颇有一些凄意。“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长闭。”隐居茅屋一年,远离尘世,知音邈绝,无人问津,柴门常闭,孤寂难耐。“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劲气侵襟袖,箪飘谢屡设,萧瑟空宇中,了无一可悦!”北风凄凄,大雪纷飞,寒气袭人,连最简单的饮食都成了问题。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苦,回也不改其乐。”陶渊明却实在乐不起来。室内空空,冷冷清清,没有一点让他感到安慰的东西。唯有书,还能给他提供精神食粮。“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留名后世的志节之士给了陶渊明坚守穷节的勇气,使他暂时从眼前的困境中超脱出来,去理想的世界遨游。“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世人共趋的仕途不走,甘心受这份苦楚,没有什么后悔的,但这番心意只有表白给与自己在一块的从弟敬远,别人有谁知道?陶渊明渴求理解、渴求支持。尤其是在他躬耕一年,所得不能自给,心中不免生疑生悔、有所动摇之际,他更是苦思苦想,需要倾诉、表白,听到别人的回音。他做这首诗,已不无自嘲之意。“谬得固穷节”——胡乱求得“君子固穷”的节操,全然无慷慨激昂之意,而只有无可奈何的叹息与哀怨。如果后世认为他此时仍然隐心不改,强加尊敬于他,无啻于是残酷了。他更需要的是同情,对一名生不逢时的大诗人的穷困潦倒的怜惜与感叹。惟有如此,才能理解陶渊明的三度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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