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上、军事上有所建树，成为在中国历史上“不会磨灭的人物”，是同他重视前人的历史经验分不开的。据载，吴起初到魏国，魏文侯就急于向他求教治国治军的方略，吴起首先从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的经验教训谈起：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随后吴起又进一步劝诫魏文侯要注意吸取古时“圣人”
“行事立功”、“保民业守”的历史经验，他指出：
“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
魏文侯死后，吴起又辅佐其子魏武侯。武侯也多次向吴起请教“治兵、料人、固国之道”。吴起仍然采用以古喻今的方法，他对魏武侯说：
“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材，以备不虞。”
有一次，魏武侯与大臣们商量国事时，因大家的见解都不如他，退朝后面有喜色。吴起进谏说：
“昔楚庄王尝谋事，群臣莫能及，退朝而有忧色。申公问曰：‘君有忧色，何也？’曰：‘寡人闻之，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国其殆矣。’此楚庄王之所忧，而君说之，臣窃惧矣。”
吴起引经据典，如数家珍，不仅能够根据需要随时随处讲述和评价各种历史事件，而且还在治国治军的具体实践中，注意学习、效法包括法家前辈和儒家先贤在内的诸子各派许多思想精华和有用的方略，特别是他在理论上、实践上都继承和发展了春秋时代著名将领孙武、伍子胥等人的兵家思想。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吴起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在他所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风格和面貌。虽然关于吴起的事迹，很多今已失传，但从现存的古籍中，我们还能找到散见的吴起重视历史、注意吸取历史经验的许多具体言行。
吴起之所以能够熟练地掌握各种历史知识，并且在史学著述上取得重大成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条件上看，首先是他能广览博取，注意吸收各家学派的思想，并且具有良好的儒学基础。吴起青年时代就好学深思，在鲁国时曾师事著名儒家学者曾子的儿子曾申，学习和掌握了儒家的经典。后来他又辗转魏、楚等国，研究兵法，撰写兵书，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兵家学者。他还在魏国和楚国推行法治，吸取了不少法家思想。吴起一生的经历，决定了他身上同时具备各家学派的特征。今本《吴子·图国第一》中第一句就是：“吴起儒以兵机见魏文侯。”该书后面又记载吴起同魏文侯大谈所谓道、义、礼、仁“四德”，可见吴起在入魏为将之后，儒家思想的烙印仍然十分明显。吴起的军事思想中，不仅有法家思想的成分，而且也有儒家思想及其他学派思想的成分，这种不拘泥于师承门派，对各家学说兼融并包的风度和气质，不能不说是吴起成为史学家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说苑·建本篇》记载：“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起大讲了一通“《春秋》之意”、“元年之本”的道理，可知吴起对于《春秋》之学也是有其特长的，否则魏武侯不会以这样的问题问他，而吴起也讲不出那套大道理来。这是吴起讲授和编撰史籍的又一有利条件。
吴起一生最主要事业和成就在军事方面，他身经百战，打过许多胜仗。青年时代，他在鲁国为将，率军打败了强大的齐国，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之后他被谗出走到魏国，为魏镇守西河，打了许多漂亮仗，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吴起兵法》，吴起在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上的建树，对于他大量、生动地描写战争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优越条件。
从客观条件上看，首先是吴起一生经历了卫、鲁、魏、楚诸国，而这些国家都有丰富的历史材料。其中卫国虽然弱小，但文化却始终比较先进。而鲁国的学术风气则更浓，关于史料的整理有着良好的基础，特别有左丘明初步编撰的《左传》。魏国是三晋之一，而且在战国初期处于首强地位，由于国家的强盛、经济的发展以及地处中原为天下交通要冲等等有利条件，文化也十分发达。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汲郡（今河南汲县）发掘的一座战国魏墓中，发现了大批的竹简即著名的《竹书纪年》，它保存了魏国历史的大量直接记录。有些学者认为这座古冢就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之墓，虽然他们的判断未必能够成立，但是从《竹书纪年》的内容来看，应当肯定发掘出这些竹简的墓就是魏襄王时魏国某个重要人物的墓。由此可知，魏国的史籍也是非常丰富的。楚国虽然地处偏远的南方，但是至战国初期与中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已逐渐增多，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也证明楚文化并不比中原地区的文化落后许多，而是大致同步发展的。楚国也有自己丰富的历史文献。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国的史官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可见史籍颇多，而《梼杌》则是专门记载楚史的史书。所有这些，吴起都是有条件有可能涉猎的。
其次，吴起有研究历史，著述史书的充裕时间。吴起在魏国历经文侯、武侯两代，共二十七年，其中镇守西河长达二十三年之久。镇守西河期间主要是带兵打仗，但闲暇之时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和编撰历史书籍的工作。据雷学淇《介庵经学》记载：
“吴起以《左传》传子期，魏人多与闻者，故襄王时史臣述《纪年》，师春言卜筮，石申言天象，多与《左传》符同。”
从这里可以看出，《左传》与魏的关系十分密切。吴起编写和传授《左传》是在魏国期间，他在传授给其子吴期时，还有其他的人也知道，可证吴起编写和传授《左传》等史书是完全可信的。吴起由魏入楚以后，在楚悼王的支持下进行变法，他身负重任，主持改革，没有更多的时候编撰史书，但是他仍然可以利用其为楚国令尹的有利条件，对楚国的历史资料进行研究，以充实《左传》中关于楚史的部分。这就是在《左传》里鲁、三晋、楚等国的记载比较翔实的原因。鉴于吴起具备了作为历史学家的主、客观条件，而从现存的各种古籍中，又可以找到大量吴起重视历史经验的记载，因此我们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吴起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是毫无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