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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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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见结束,多尔衮派范文程随同佘一元五人返回山海关,面见三桂,“晓谕军民”,通告清军即刻入关。范文程是清朝的高级决策人物,他的到来,对三桂是个很大的鼓舞。他跟三桂说了些什么,没留下任何记载。但范一去山海关,三桂即决定面谒多尔衮。这正是多尔衮所渴求的。他迟缓不进兵的目的是,迫使三桂亲自出马,当面把话说清楚。这里面当然包含了诱三桂投降的基本意图。
  
  天已大亮,哨探不断送来农民军正在迅速集结,准备攻城的消息。三桂更是焦急。他感到此时必须亲自走一遭,当面敦请进兵。他点齐十余员将官、精骑数百,三桂出关迎清军的将士人数,各书记载不一,有的说“从数骑”(《鹿樵纪闻》),有的说“将数百骑突围出关外”(《平寇志》),有的更说“自率精锐千余骑出关”(《平吴录》),惟目睹此事的随征朝鲜麟坪大君得其真,说三桂“亲率百骑出城”,此说是(《沈馆录》)。出关“突围”,关上放炮助威,一口气驰至欢喜岭。
  
  多尔衮得知三桂亲自前来,大为兴奋,说:“天下在掌中矣!”《平吴录》。他与洪承畴共同出面接见。
  
  多尔衮问:“此来何意?”
  
  吴三桂斩钉截铁地回答:“请大兵共诛李贼耳!”
  
  “此意果真?”
  
  坐在一旁的洪承畴不等三桂回话,便抢着说:“三桂报君父之仇。岂得不真!”
  
  接着,三桂慷慨而言,“情词恳切”,“声与泪俱下”,力请进兵。《甲申传信录》,卷8,144页。参见《庭闻录》,卷1。
  
  多尔衮不禁为之动容,说:“你们愿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我领兵前来成全这一美事。先帝(崇祯)时事,在今日不必说,也不忍心说。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你们可以通告大小官员百姓,勿须惊慌。”《临榆县志》,卷8,170页。
  
  多尔衮要的当然不是三桂对明朝的忠心,更不是感情愤激的眼泪,他想得到的是三桂投降,以及出兵助战应得的报酬。因此,话题很快就集中到具体条件上来,双方展开了一场开门见山的紧急谈判。他们都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载,幸好有《谀闻续笔》一书卷一载其事:
  
  桂念腹背受敌,势不得全,乃与清帅约云:“从吾言,并力击贼,吾取北京归汝。不从吾言,等死耳,请决一战。”(多尔衮)问所欲?曰:“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清帅许之,攥刀说誓,而以兵若干,助桂击贼。
  
  这里,三桂提出酬谢清朝的条件,归结起来,一是寻找到崇祯的太子,在南京重建大明政权;二是以黄河为界,以北归清,以南归大明,两国通好,互不侵犯;三是,请清兵入北京,不得侵犯明历朝皇帝陵寝,也不得伤害百姓。三个条件以前两条最为重要。
  
  问题是,三桂与多尔衮果真达成如上协议吗?应该说,从后来的种种迹象透露出这一协议的真实性。首先,三桂的第一请兵信中已先自提出“裂土”酬谢的许诺;在第二封信中,他表示,击败李自成,“京东西可传檄而定”,并许下“财土亦得,何事不成”的诺言。他与多尔衮谈判时不会自食其言。“裂土”何处?亦如谈判中约定以黄河为界,河之北即分给清朝,这与三桂信中提出的“裂土”酬谢是一致的。三桂降清后,曾自求封地齐鲁,“且悉用旧人”。《甲申核真略》,41页。齐鲁(山东)正当南北之间,与之黄河为界正相吻合。特别是在山海关决战后,他追击李自成,索要崇祯的太子,并向京城发出迎立东宫的通知。显然也是得到多尔衮的首肯的。清兵进入北京后,并无南下之意,一度声明南北“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也证明当时确有划黄河为界之约。清朝准备信守《国榷》,卷102,6119页。。当三桂后来叛清,特给康熙帝上书,指责当年多尔衮“顿背前盟”,“贪心无厌,驱兵南入,以致灭我社稷”黄体芳:《醉乡琐志》。。他在讨清的檄文中,公开声讨多尔衮“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华夷变态》,卷2,53页。。清朝对“背盟”一事不敢正面反驳,避而不答,又反证出三桂的指责不是子虚乌有之事。所有这些,都与《谀闻续笔》记载不谋而合。参见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期。此文对吴三桂与多尔衮盟约一事有精辟考证与分析。
  
  清朝出兵前,曾详细讨论并确定它的战略目标是夺取河北数省,以自己的力量有限尚不敢有更大的希图。它不曾料到会有吴三桂请兵之事,如今他亲自前来,愿与清兵合击李自成,这等于借助吴兵消灭清的劲敌,而三桂又借助清兵之力雪君父之仇。两者在对付农民军这个问题上利益完全一致。多尔衮何乐而不为!三桂提出“裂土”酬谢,把黄河以北土地让给清朝,是完全符合它的既定的目标的。当时,军情紧急未能商细节,就基本原则问题达成了协议。有此意料不到的成果,多尔衮高兴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满族习俗,凡有大事,如政治、军事性质的结盟等,必得举行仪式,拜天,各出警言,以昭信守。因为清与明素无盟约,多尔衮要求正式盟誓,又提出农民军与吴兵装束甲仗相似,无法辨认,恐致误伤,令三桂与其将士剃发以相区别。形势紧迫,容不得犹豫,三桂慨然应诺:“说的是。我并非懦怯,使我再得万名骑兵,何惧于贼!今为兵少,故向您乞师,盟誓、剃发无恨!”《鹿樵纪闻》,卷1,217页。说完,即行剃发,表示归顺清朝。这是清(后金)建国以来,至清入关前,继李永芳第一个降顺后,吴三桂是最后一个降清的明朝重要将领,也是清入关之际第一个降清的人。
  
  吴三桂降清一事,时人有种种评论。著名史学家谈迁写道:“三桂乞援建州(指清朝),非其意也。………三桂内贼寇,外怵建人,权其两害,势必东款以击寇,而三桂孤矣”。“三桂孤旅,又无一人佐其谋,前门驱虎,后门进狼,至不暇顾,惜哉!”又写道:“甲申之变,仓猝不及料,中外震慑,吴氏不胜其忿,瞋目语难,捐身家以从之。”他认为,在突然的事变面前,“吴氏既不能分身以应,又不能先事以防,天未厌祸,蒙羞左衽,虚五日之期,成九州之痛。寡助之至,未可独责三桂,而揆以春秋责备之义,三桂又安所辞乎!”《国榷》,卷101,6075、6084页。谈迁充分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和三桂的艰难处境,被迫乞援清军,此实非得已,表示理解。但从春秋之义来衡量,三桂不能不受到责备。
  
  另一文化名士夏允彝,著《幸存录》,其中称赞三桂请兵复仇,如“包胥复楚”,他当之“无愧”。但他“借东夷,而东夷遂吞我中华,岂三桂罪哉?所遭不幸耳”!三桂降清,而清趁机夺了汉人的政权,并非是三桂的罪过,是时代加给他的不幸。当时,一般士绅多表示了赞许的态度,少部分人持批判的立场。如目睹和亲身经历甲申之变的杨士聪,在其《甲申核真略》中痛斥三桂的变节行为,写道:“吴三桂西不能讨贼,东不能守关”,有何功而言?以忠孝来说,他“有何当焉”!
  
  稍后,大约在康熙年间,更有人做了尤为严厉的批判。如《甲申传信录》引述一位刘生的话写道:“自古不子不臣之人,鲜有如吴三桂者。当自成薄城日,假令自成虽迫死君亲,而不图夺其妾,三桂固已卷甲归之矣。徒以嬖妾故,与闯(指李自成)争床笫之私,然后效申胥之泣,乞王师,剿巨寇,彼披发于面,悬首于纛者,曾何足系三桂之心耶?厥后受封于王,又复地僻生恃,鼓浪潢池,而论者因仅诛其晚节,而犹称其昔复仇事,以是知三桂之一身固始终一不忠不孝之人也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就当时或稍后人们的认识,对三桂称誉者多,同情者多,即使不赞成他降清,也理解他的处境,不得已而为之。
  
  闲话少说。多尔衮对三桂如此痛快地表态,并剃发,愿意盟誓,不由得大喜,就在威远台设下仪仗,吹螺,杀白马祭天,宰乌牛祭地,向天行礼,歃血订盟,斩衣折箭为誓,《明季北略》,卷20,370页。关于“歃血订盟”,吴三桂后来叛清时,在伐清的檄文中也承认实有其事。表示双方恪守诺言,绝不反悔。
  
  仪式举行完毕,三桂把他所率诸将引见给多尔衮。他考虑到时间万分紧迫,吴兵来不及剃发,便对三桂说:“你回去,可令你的兵士用白布系在肩上,作为记号。不然,同是汉人,无法分辨,恐致误杀。”《清世祖实录》,卷4,16页。说完,令三桂先行,他随后传令清军准备入关。
  
  三桂率随从将士疾驰,返回关城,果断地下令:开城门。于是,山海雄关的东大门洞开,迎接着它的新主人的到来。不一会儿,只见浩浩荡荡的清军分作两路,如两股洪流,飞奔而来:左翼是英王阿济格,统万余骑兵,从北水门入;右翼是豫王多铎,统万余骑兵,从南水门入。多尔衮自率主力三万余骑兵殿后,从关中门入。余部仍驻欢喜岭待命《清世祖实录》,卷4,19页。。有为证:
  
  虎旅三关入,
  
  桓赳尽雄才。
  
  须臾妖氛扫,
  
  乾坤再辟开。
  
  《临榆县志》,卷8,18页。
  
  这四句诗,出自当时山海关一个士绅之口。他对清军的赞扬和对农民军的怒骂是显而易见的。
  
  当清军正在大规模进关时,吴三桂按约定,先率五万余众出战,直奔石河西而去。
  
  李自成指挥大军已在石河西岸的红瓦店一带摆开决战的阵势;北自山,南至海,绵亘二三十里,阵如一字长蛇,面向山海关,展开了一举夺关的态势。自成带少数随从人员,还有崇祯太子等,立马于西北角一座高岗上,在他的背面,燕山峰峦耸峙;在前面,向西南至山海关,向南至海,展现出一片宽阔的平川地带,石河流贯其间,它从燕山谷底流出,南入大海。时值四月下旬(公历已是五月),正是它的枯水季节,水势浅缓,清澈见底,人马涉水,如履平地。自成立马高岗,战场全貌,尽收眼底。此刻,他的心情起伏不定。他起自西北高原,而跃马纵横于中原大地,征战已十多年,出生入死,经历了多少血战!刚到山海关时,他并不把吴军放在眼里,曾说:“吴三桂兵仅三千,我三十万,以一百人捉一人,可用靴尖踢倒!而且三桂与北兵(指清军)久相仇杀,必不相救,即使来救,北兵住满洲,衣粮马匹器械,尚须整顿而来,也得旷日累月。”《吴三桂纪略》。出征前,他还许下诺言:“等攻下山海关,我再即位。”《定思小纪》,73页。他低估了吴军的战斗力,也没想到清兵会来得如此之快,“因此全不提防。”可是,他从昨日(二十一日)与吴军首次战石河,已感到辽东边兵是他与明兵作战以来所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之一。他已意识到,今后的命运,“成败决于一战”。为了保证这次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他已把全部军队包括精锐都投入了战场《明史纪事本末》,卷78,1363页。。尽管他已倾注了全力,仍不免有几分担心呢!
  
  他正想着,吴军呐喊着飞驰过河。忽然刮起了大风,飞沙走石,尘土蔽空,刮得对面不见人。吴军的呐喊声,伴着狂风怒号声,不顾一切地直冲农民军右翼(即阵首,靠近北山一侧)的后部。农民军毫不畏惧地迎了上去,一场空前的血战开始了。
  
  吴三桂复仇心切,见到农民军分外眼红,又有清兵的后援,勇猛倍增,鼓噪全军奋击。三桂亲自出马,他的大将吴国贵提刀跃马,身先陷阵,被三桂激励起来的士卒个个自奋《甲申传信录》,卷8,144页。,“无不一当百”《明史纪事本末》,卷78,1363页。,在阵中奋力冲突。
  
  农民军毫不示弱,奋勇进击,前者死,后者继进,以优势兵力对吴军实行三面包围。吴军拼力反击,东西驰突。吴军向左突,农民军的号旗左指,迅即进围;吴军向右突,农民军的号旗向右指,再进围,吴三桂再冲开……如此反复,“阵数十交,围开复合”,不知凡几!《流寇志》,卷12。
  
  激战在继续进行。“炮声如雷,矢集如雨。”《沈馆录》,卷7,2841页。李自成立马观战,屡下号令,“连营并进”《明史纪事本末》,卷78,1363页。,吴军逐渐失去进攻的势头……
  
  正当吴军与农民军“酣战”,难解难分之时,多尔衮才进入关城,听得西边喊杀声震耳,金鼓大作,惊天动地,风助喊杀与鼓声,直震百里,战场上的“飞丸乱射”,已散落到城内数里许的庙堂附近。《沈馆录》,“西行日记”卷7,2841页。他不想马上参战,他要看看农民军的虚实,更主要的是,他要利用吴军打头阵消耗农民军的实力,使清军以逸待劳。他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及出征的诸大臣,说:“你们不能越伍躁进,此兵(指农民军)不可轻击,须各努力,破此,大业就会成功。”接着,他部署兵力:清将士向海的方向鳞次布列,冲击农民军的阵尾。《清世祖实录》,卷17,17页。阵首已被吴军咬住,两头进攻,使农民军无法合围。
  
  部署完毕,清军待命。多尔衮继续观阵,寻找战机。
  
  战斗已持续到中午,吴军激战半日,已筋疲力尽,眼看支持不住了。多尔衮看得十分清楚,抓住战机,突然下令突击,蓄锐待战的清军闻令,如弦上之箭,一下子飞也似地冲了出去。三吹角,三声呐喊,以正白旗骑兵为先锋,数万铁骑从吴军的右侧插入,恰似“万马奔腾不可止”《平寇志》,卷11,244页。,惯于骑射的清兵,从马上发射出一批批箭矢,像飞蝗一样密集地射向农民军,刀枪并举,“剑光闪烁”《沈馆录》,卷7,2841页。,锐不可当。
  
  李自成发现白旗一军已冲破农民军阵势,下令后军迎击。可是,农民军也已鏖战半日,处于疲惫状态,加之损伤不少,战斗力急剧下降。而清军铁骑正以旺盛的锐气,勇猛冲锋,其势如“风卷潮涌”,铁骑所至,无不披靡。三桂军得到清军增援,顿时振作起来,与清军展开联合作战,战场形势迅即改观。
  
  李自成正惊异之际,有一僧人急忙跪在他的马前,说:“执白旗的骑兵不是关宁兵(指吴军),必是满洲兵,大王赶快回避。”《平寇志》,卷11,244页。参见《庭闻录》,卷1,《国榷》,卷101,6076页。自成没有说一句话,策马下岗西走。
  
  李自成治军颇严,不得命令,谁也不敢后退。农民军仍在拼搏,大将刘宗敏一直在战场上厮杀,也中箭负伤。当沙尘散开,一发现带发辫的骑兵,都惊呼:“满兵来了!”农民军阵势顿时崩溃:丢戈弃弓矢,忽拉拉地败退下来,自相践踏,一片混乱。吴、清联军穷追猛打,农民军死伤累累,活着的竞相逃跑。约有一顿饭的工夫,随着尘沙远去,石河战场顷刻变得空旷寥廓,《沈馆录》,卷7,2841页。清军、吴军跟在农民军之后,一直追击四十里才收兵。有一部分农民军跑到城东海口处,被清军追上,逐一斩杀,而投海淹死的又不知有多少!关于山海关之战,论著颇多,如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周远廉、赵世瑜:《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孙文良、李治亭、邱莲梅:《明清战争史略》等,叙述各有优长,均资备考。
  
  石河之战,是一场拼实力、拼消耗的空前规模的血战,打得十分惨烈。农民军死数万人、大帅十五人。吴军死伤也不少。《国榷》,卷101,6076页。双方留下的尸体已“弥满大野”,沟水尽赤,《明史·李自成传》,卷309,872页。被遗弃的辎重、军械到处都是。据战场目击者佘一元说,石河西的红瓦店一带是交战最为激烈的地方,“凡杀数万人,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临榆县志》,卷9,26页。有《石河吊古诗》一首为证:
  
  二十年前战马来,
  
  石河两岸鼓如雷。
  
  至今河上留残血,
  
  夜夜青磷照绿苔。
  
  《临榆县志》,卷6,4页。此诗为康熙初山海卫掌卫印守备陈廷横所作。此时恰是关门血战二十年。
  
  关门一场血战,其结果竟改变了清朝、李自成、吴三桂的各自命运,而中国的历史进程亦随此而改观。这一点,他们当时都已经意识到了这场战略决战的胜负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多尔衮曾说:大业成否在此一战;李自成也知成败在此一战;而吴三桂的命运系于清朝,荣损与俱。清朝是很幸运的,由于种种的偶然,历史最终把一个特大的硕果赠送给了它。对清朝来说,关门血战,不过是以数万人流血为它一统天下举行了一场悲壮的奠基礼。而清朝的得胜,也为三桂开辟了更加辉煌的锦绣前程。这场决战的失败者是李自成,对他而言,是一场真正的悲剧,也是农民军的大悲剧。谚曰:朱家面、李家磨,做好了馍馍,送给对过赵大哥(指爱新觉罗氏)。这未免太不公平。然而,历史对每个人确实无远无近,无亲无疏。事之成败,归之于天意,那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胡说;否认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如政策、策略、个人的才能大小等),也不是唯物主义。自成之败,归根到底,是他进北京后一系列的失误,包括对三桂的政策,都表明李自成缺乏政治眼光,不足成大事。他出征山海关,失之轻率,没作准备,就匆匆出师,已伏下了失败的因素。军队的士气已不如前。进北京后,“恣意淫掠,身各怀重赀,无有斗志”,《明季北略》,卷20,371页,参见《平寇志》,卷11,243页。一听说清兵将至,已生怯心,而刚一接战,即溃逃不敢战,招致全线溃败!造成李自成失败的又一个因素,是他遇到了一个正在勃勃兴起的强大敌人——清朝。这是历史既成的客观事实,谁又能回避,甚至逃脱呢?人们不能离开历史已准备好了的条件去创造历史,而只能顺应历史,充分利用已存在的条件,顺应民心,在实践中展开人的本身能动作用的较量。优胜劣败,是自然之理。叹息失败者是不能改变历史的。
  
  一场关系命运的决战——山海关大战就这样悲壮地结束了。在此之前,明王朝的历史被农民军给翻过去了,而经此一战,清军则把农民军的历史给翻过去了,并开辟了它自己历史的新纪元。吴三桂作为大明臣民的历史业已终结。从此,他要为新主人——大清王朝谱写出有声有色的新的历史篇章!正是:
  
  千人石上坐千人,
  
  一半清朝一半明。
  
  寄语娄东吴学士,
  
  两朝天子一朝臣!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1,10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
  
  此诗系一少年写给降清的著名诗人吴梅村的。此处借用,赠给三桂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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