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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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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军从茶陵、攸县打开了从湖南的东南部进兵的缺口,并迅速扩展战果,加大缺口。穆占取茶陵、攸县后,遣兵攻取了茶陵南的酃县,斩获吴军总兵、副将等十余员。《清圣祖实录》,卷71,4页。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四月前后,穆占连续攻克湖南郴州(郴县)、桂阳州(今仍名)、兴宁(资兴)、宜章等城镇,招抚吴将总兵官王育民等人,收复临武(今仍名)、蓝山(今仍名)、嘉乐(今仍名)、桂阳(前一桂阳为州,此一桂阳为县,今汝城)、桂东(今仍名)等五县,再进兵至永兴(今仍名)。《清圣祖实录》,卷73,4~5页。茶陵等十余个州县城,都在湖南东部、东南部至南部地区,已连成一片,与江西、广东、广西诸省临近,道路已经打通,清兵可以畅通无阻地由这些省境源源不断地进入湖南。清兵已占领的这十余个城镇,决意守住。统帅部不惜派驻重兵,这对即将发起向湖南的总攻击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到茶陵为军事重地,将军穆占派驻满汉兵,“有满兵每佐领四人”及总兵官赵应奎与穆占所领的湖广绿旗兵,还留下简亲王喇布兵的一半,“为数不少”,约计在万人以上。其他地方也都拨出强兵劲旅据守。《清圣祖实录》,卷73,4~5页。
  
  清兵已在湖南东与南部开辟战场,建立了稳固的据点,正在衡州的三桂已处于清军的进逼之中。三桂的危亡正日益逼近!
  
  吴三桂在军事上的接连失利,导致内部军心动摇,士气低落,内部核心不和,互相倾轧。三桂的心腹大将高得捷《清圣祖实录》写作“高大杰”,《庭闻录》写作“高得杰”,也有的写作“高大节”。,跟韩大任之间的矛盾,最终招致兵败,或死或降。
  
  高得捷十分骁勇敢战,通晓军事,所将部卒都是精兵,临战向以少击多,是三桂的一支劲旅。康熙十五年二月,他奉三桂之命,率数万之众进攻江西重镇吉安(今仍名)。此时,清军正以全力进攻江西萍乡、袁州(宜春)两处要地。三桂便乘此空隙,对吉安发动了攻击。仅数日,高得捷便将吉安攻陷。吉安对清军“关系最重”,圣祖严令夺回。《清圣祖实录》,卷59,28~30页。清重兵攻吉安,高得捷“死守”,至六月,清军“尚未克复”。《清圣祖实录》,卷61,15页。一次,得捷只率百余骑出战,竟把清军杀败!《庭闻录》,卷5,8页。
  
  高得捷夺取战略要地吉安,切断了江西通广东的道路,迫使江西清军无法进入广东。他能战能守,不愧称一骁将!与得捷形成对照的是,三桂的女婿夏国相防守萍乡,于康熙十五年二月十六日,被和硕安亲王岳乐统帅的满汉大军攻破十二寨,歼灭万余人,他本人弃印败逃,将萍乡丢给了清军。《清圣祖实录》,卷59,31页。参见《文献丛编增刊》,“清三藩史料”6,5页。他失去萍乡这一战略要地,损兵折将,弃印而逃,本当重治其罪,三桂竟宽容,仅削去两级了事,引起内部强烈不满。
  
  更严重的矛盾,在高得捷与韩大任之间日益尖锐。大任职位本在得捷之下,起初尚能奉命谨慎,但他也不甘心居下,得机会就想巴结三桂的权势人物。他们曾在吉安清副将色勒故宅中获取窖金数万两,大任将此事报告了胡国柱。他就给得捷写信,说:“我兵缺饷,公所得窖金,可借支佐军。公立大功,何患不富!他日将百倍偿还。”得捷得信,怏怏不乐,恨大任卖己。大概巴结有效,三桂晋升大任为“扬威将军”,其地位与得捷相等,便跟得捷分庭抗礼。得捷深感受辱,郁郁成疾,不久,病死于吉安。于是,大任独掌吉安兵权。《庭闻
  
  录》,卷5,8页。又,《平吴录》、《平滇始末》不载高得捷夺吉安并据守之事,只记韩大任守吉安。此记不确。据《清圣祖实录》、《庭闻录》所载,夺吉安者,实得捷,至得捷死后,才为韩大任所掌握。
  
  韩大任每天以酒自娱,对军事不说一句话。为夺回吉安,简亲王喇布率江西总督董卫国等十万之众围困吉安。《庭闻录》载10万之众,《平吴录》载20万,系夸大之辞。大任惧清军势大,不敢出战,闭门坚守。
  
  三桂得知吉安被围,急遣大将马宝、陶继志、王绪率九千人增援。马宝先派人混进城,通报援兵消息。大任说:“我听说马帅已降清,你来真伪不可知。”来人说:“马帅已虑及此,临行,嘱我以‘棒槌’两字示信。”大任沉默良久,才说:“马帅如真来增援,可到城下,免去胄帽,有头发在,我当出面会他。”马宝进兵,因受阻于江水,不能达于城下,而城中却寂然无一炮相应,他疑惑,不敢前进,便向后退兵。清军乘机追击,先攻王绪大营,马宝与继忠挥军救援,都被清军击败。救援无效,退还湖南。《庭闻录》,卷5,9页。
  
  马宝等援救失败,而吴军在其他战场也日益吃紧,无法再向吉安增援。吉安属要地,倘失守,将对吴军产生严重影响。三桂非常忧虑,计无所出,一天天拖下去,而大任及其将士日日盼救兵,终不见一个人影!清军重重包围,攻不进去,就以断其粮饷相持。清军围困吉安已达二百余天,三桂不能救,城中粮饷早已断绝,将士饥饿,眼看支持不下去了,大任决计弃城逃跑。康熙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夜,大任率残部悄悄出城南门,渡白鹭洲,然后发射大炮,击鼓,清军以为劫营,各营兵惊扰,惶乱不止,至天亮,始知大任逃跑,但惧怕大任兵精,不敢追,任其逃遁。《清圣祖实录》,卷66,15页;参见《庭闻录》,卷5,《平吴录》。
  
  韩大任逃出吉安重围,奔宁都、乐安诸处屯扎。又逃往万安、泰和等处,站不住脚,再奔往兴国宝石砦、永丰与庐陵之间,复奔阆川洞、白扬坳。《清圣祖实录》,卷70,4页、13页;卷71,4页、10页。圣祖以大任为三桂要人,屡次指示简亲王喇布等堵御,必欲将大任剿灭。因此,大任逃到哪里,清兵就追到哪里。三桂虽知吉安被夺去,大任无处安身,也无可奈何,任其逃窜。
  
  大任手下有一幕客,原名叫孙旭,充任大任幕客后,改名叫王怀明。他为人机警,颇有谋略,跟大任很要好,深得信任。大任从吉安深夜逃出,此计就是孙旭出的。孙旭不想从叛到底,欲说降大任。在逃跑中,正赶上九月九日重阳节,孙旭与大任登高望远。便谈到天下形势和未来的前途。孙旭趁机说:“如果广东相连福建,平凉犄角汉中,天下事尚未有定。今闻王辅臣倒戈,恐后耿精忠、尚之信相继归诚(此时尚未归正)。没有广东,则湖南腹背受敌;无平凉,则汉中摇动,四川坐以待毙。安危存亡之机不可不察!”语意深长,大任为之心动,道出了自己与孙旭相同的看法。孙旭再深入地解说,大任心领神会。本来,清军一面加紧追剿,一面行文招抚,大任早已有意投降。孙旭为他剖析天下大势,他降意益坚。《平吴录》。
  
  康熙十七年正月初二日,在江西地名老虎洞地方,大任被追剿的清军击败,死6000余人,营寨被烧毁,总兵、副将等300余员被擒杀。大任势穷,听从了孙旭的劝告,决定到福建康亲王杰书军前投降。二月间,韩大任及其部将陈尧先、李懋珠等率官员954员、兵13319人至福州,向杰书投降。圣祖命将大任驿送京师,特赦其叛逆之罪,给予良好待遇。《清圣祖实录》,卷71,14页、25页。三月,清军在万安、泰和等地歼灭大任部众4万余,招抚总兵邱大成等300余员、兵丁46000余名。《清圣祖实录》,卷72,18页。
  
  韩大任携万余名精兵和大批战具降清,清又招抚其部众46000人,总计近6万人。骁将和统帅之一高得捷忧郁而死。这些对三桂来说,是个重大的损失。这一事件,标志着三桂集团开始分崩离析,从此急剧走向下坡路。
  
  接着,同月又有三桂的水师将军林兴珠密派人至清营约降。《清圣祖实录》,卷72,22页。林兴珠任三桂“亲军水师右翼将军”,精通水战,掌洞庭湖水师,几次同清军水战,兴珠都充任指挥,把清水师打败。他看到三桂日益败落,大势已去,密谋降清。他先派部将杨廷言从湘潭至和硕安亲王岳乐军前,投致降书。准降后,岳乐即派副都统甘度海、阿进泰率兵前往湘潭迎接。圣祖得到奏报,当即从优侯爵,授“建义将军”,留在岳乐军中助剿吴三桂。《清圣祖实录》,卷72,28页。林兴珠降清,对三桂是又一次严重打击。因为林熟悉湖南水道,掌握吴军水师机密,并携带了所属船只和大炮(可惜被前去迎降的甘度海等“尽行焚毁”),使吴军赖以依靠的水师的优势失去,而给清军增添了实力。此后在长、岳决战中,吴军惨败,与林兴珠之降颇有关系。
  
  吴三桂面临的另一个困难,这就是经济出现危机,粮饷不继。自起兵以来,云南贵州储积逐渐用尽,又遇到了荒年,收成不好,米价腾贵,一石价高达白银六两,盐价贵至每斤三四两。军需不足,就加税田亩,额征每亩至五六钱。征催严迫,怨声四起。加税不足,又在云南丽江等地,凿山开矿,采取金银,役使苗人万人,土司多怨。《四王合传·吴三桂传》。当清军深入湖南境内,三桂拼力抗拒,“筑垒挖壕,环营列栅,近郊阡陌,悉作战场。遍野榛芜,徒堪牧马”。土地荒废,粮从何出?只有靠搜求,甚至劫掠,来获得军需。《八
  
  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08页。
  
  三桂已失民心,百姓盼王师,对这个周政权不再支持了。三桂已陷入空前危机之中。
  
  康熙十七年,在吴军的政治与军事日益恶化的形势下,吴三桂迎来了他人生的第六十七个年头,而起兵也有五年了。他在云南起兵那年,才六十刚出头,过了多年养尊处优的生活,身体也还强健,马上功夫不减当年,射箭,飞舞大刀,亦见功底不凡。在起兵之日,他振臂一呼,天下响应;挥军北进,铁骑如云,旌旗翻飞,所向克捷,他是何等得意,踌躇满志!可是,五年过去了,他得到了什么呢?他的头发平添了过多的白发,他日夜操劳,耗去了多少心血!随着时间的流逝,初期的胜利迅即消失,局势变化之大,是他所始料不及的。不断的失败,不断的背叛、逃亡、投降,各种坏消息,几乎天天、每时每刻都送到他的面前,这同几年前捷报飞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感到惶惑不已,初期的那种自信,那种豪情,渐渐也黯淡下去……初到湖南时,他考虑过挥军渡江北上,他迟疑不决,荆州、武昌很快被清重兵驻守,不可逾越;他也曾西招张勇,如石沉大海,得不到响应,王辅臣一度起兵,迅即被击败,回归朝廷;东招耿精忠,南招尚之信,皆不得志,到头来,仍归降清朝……这些年来,他奔波于长沙、松滋、常德、湘潭、衡州之间,他所指授的方略,毫无起色的迹象。相反,处处被动挨打,只有招架之功,已无还手之力!他开始徘徊不定,百般计虑,仍无法摆脱目前的困境。他已感度日维艰,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他的确是衰老了,心计已用尽,血也似乎熬干,精疲力竭,一筹莫展。他眼巴巴地看着已得的疆土正在迅速缩小,却无力恢复;财用耗竭,川、湖赋税不足供兵饷,储积用尽,筹措无方,他整天愁容满面,不时地发出哀伤的叹息……
  
  三桂的心腹、党羽,眼见他悲悲切切,情志不舒,都想安慰他安心以待,明知实际情况很糟,不得不曲意奉承。于是,便相率劝进即皇帝位。这样,既可取悦于三桂,又可安抚军民之心,鼓舞士气。开始,三桂还没有心思考虑这个问题,但经不住左右将吏的反复劝进,念及自己已是暮年之人,何不趁此称帝,也不枉五年的征战!其实,他心里很清楚,已到山穷水尽地步,再行称帝即位,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不过是使自己图个快乐罢了。
  
  三桂接受了诸将官的劝进,决定即位当皇帝。先占卜吉日,选定康熙十七年三月一日在衡州继位。他的部属匆匆在市郊南狱之麓先筑一坛,置办御用仪仗、卤簿一应必用之物,来不及建造宫殿朝房,仅构庐舍万间为朝房,宫殿瓦来不及改成黄色,就用漆涂抹。
  
  三月一日这天,三桂头戴翼善冠,身穿大红衣,骑着马,出宫至郊外,登坛,行衮冕礼。正行礼间,忽然天阴,下起大雨来,仪仗、卤薄被雨水打湿,泥污不堪。这场大雨使群臣大为扫兴,礼仪也草草而罢。
  
  三桂即皇帝位,宣布国号大周,从三月改元“昭武”,以衡州为都城,改名为“定天府”。他当了皇帝,置百官,属下也改易官称,逐一册封。首先封他的妻子张氏为“皇后”,封应熊庶子吴世璠为“太孙”。加郭壮图为“大学士”,仍守云南,设云南五军府、兵马司,改留守为六曹六部。大封诸将,“首国公,次郡公,亚以侯、伯。”晋升胡国柱、吴应期、吴国贵、吴世琮、马宝等为大将军。封王屏藩为东宁侯,赐上方剑。其余皆按等次晋爵。关于三桂称帝大封诸将和设置官吏的情况,史籍记载零散且不系统,迄今我们知之不多。造新历,制新钱币,曰“昭武通宝”。还在云南、贵州、湖南、四川举行乡试,选拔举人,极力给人造成政权稳定的假象。
  
  我们从以往的历史现象中看到,举凡创业之君者,无不在取得相当大的领土,具有强大势力的时候,登帝位,立国号,以号令天下。换言之,即帝位必与其实力相称,极少在势竭力衰之时称帝的,即使勉强称帝,亦不过玩玩政治游戏,是没有成功的先例的。三桂称帝可说是个例外,他在兵力极盛时还不敢即皇帝位,只称“周王”,谁料到了势衰之际忽然想起当皇帝!三桂此番举动,令人不解。正如时人及后人所论定:三桂到了穷困之时称帝,借以“自娱”,聊作自我安慰。他非但没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同情,还招致天下人耻笑!
  
  人们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不过,在三桂和他的臣属看来,还有自己的及政治上的考虑,这就是以即帝位为号召、安定人心。实际情况是,他的羽翼如耿精忠、孙延龄、王辅臣等非死即降,失去那么多人的支持,有谁承认他的帝位呢!他在起兵时,去明号,自立周王,建元立国,已使亡明士大夫及知识分子阶层大失所望,再进而称帝,更为他们所不齿,就是一般老百姓对此也失去热情,因为现实状况使他们看不到希望,从新政权中也没有获得什么利益。随着吴三桂的日益失败,陷入困境,他们的生治遭到了比以前更大的损害。所以,三桂无法再号召汉族各个阶层的广泛支持,他们对这个政权简直报以怨恨。从而使三桂陷入政治上的空前孤立。当时,针对三桂的年号“昭武”,传出一首民谣:“横也是二年,竖也是二年。”以“昭”字横竖都是二笔而编的。还有的人,对“昭武”两字作这样的解释:析“昭”字为“斜日”(即“日”)、“刀口”(即“召”)。日已过午,不可久照;而“斜日”又在“刀口”之侧,主凶兆,谓三桂不久必死!“武”字析为“止戈”,即制止干戈亦即停止战争之意。由此又断定,“贼亡无日矣”!以上见《庭闻录》,卷5,《平吴录》、《平滇始末》、《圣武记》,卷2,《甲申传信录》,卷8,《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47页。可以肯定,不识字或文化甚浅的百姓是编不出这些话来的,必出自亡明士大夫及儒生之手。可是它们一经传出,就为百姓接受。人心之向背,已看出端倪。
  
  三桂称帝后,丝毫也没有给他带来新希望,他本人及其所建政权的处境,同样没有得到改善。随着军事上的接连惨败,他的境遇每况愈下,一天天变得险恶起来。他的精神更加颓废,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他的生命已近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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