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是李治亭老师，李老师系汉族，1942年1月13日生，山东莒南人。1965年辽宁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辽宁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兼及明史。讲有《清史》等课程。
　　
　　主要著作有：《清太宗全传》（合著）、《明清战争史》（合著）、《吴三桂大传》、《中国漕运史》、《清康乾盛世》、《关东文化》（合著）、《关东文化大辞典》（主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主编）、《二十六史精华》（主编）、《吉林省百科全书》（总编）。
　　
　　主要论文有：《论清太宗在清史中的地位》、《中国近代化的曙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清史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再议历史人物评价》、《文化精神的科学总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东文化论》、《清朝逊国九十年祭》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承担的主要课题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边疆史地丛书·东北通史》、《明清东北治边政策的比较研究》；东北边疆工程课题《清代东北边疆城镇研究》；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关东文化大词典》、《爱新觉罗家族全书研究》等4项。
　　
　　共获各类奖励20余项。李治亭认为，在史学运用中有几种错误倾向：
　　
　　一是把历史政治化，如上世纪60年代，历史沦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一些人大搞影射哲学；
　　
　　二是持有陈旧的历史偏见，如否定清朝，认为那是“异民族王朝”；三是认同西方所谓后现代的“历史不可知”论，称“历史是历史学家主观构造出来的”；
　　
　　四是史学商业化，为了迎合大众，把严肃史学变为“时尚史学”，标新立异，贩卖假货。
　　
　　李治亭语录老师的语录如下：
　　
　　1、清军入关，迅速统一了全国，结束了自万历以来长达七十余年的战乱与分裂，从大乱走向大治，重新建立起一代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不论从哪个方面估量，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是一件好事。学术界有一种意见，认为清军入关是“民族征服战争”，有的甚至说，当时如继续分裂，总比统一好，而清入关建立全国统治，使中国的发展延缓了100年，等等。这些说法，实际都否定了清统一中国的深远的历史意义，看不到统一是明清之际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2、我们应当承认，任何一方能结束明末以来的战乱而统一全国，符合人民的愿望，都应给予肯定。但是，明朝及其后的南明都是腐败的政权，已经失去了其存在价值，为人民所抛弃，灭亡是不可避免的。李自成、张献忠所建的两个政权，由于其自身致命的弱点和战略上的一系列失误，导致失败。如果希望农民军统一全国，试问农民军建立的政权就一定是先进的，清统一全国就一定是反动的吗？不能这样简单地看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正值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兴起的时候，无论明、清、农民政权三个方面，都不是代表社会的先进力量，只有新兴的资产阶级才是新社会力量的代表。在中国，不论哪个政治势力，能够统一中国，结束分裂，就是先进的，应该给予肯定。明末统治已腐朽，分裂它，推翻它，天经地义；同样，在长期分裂之后，需要统一，亦是历史发展所使然。所以清统一中国，不应受到非议。
　　
　　3、清统一中国，之所以受到某些人们的责难，据说是因为清为满洲人所建，不能入关“征服”汉人。此说甚不合理。前已阐明，满洲（女真）人是生活在明代中国版图之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明统治下的臣民，当他们遭受压迫，理所当然要奋起反抗。关内汉人主要是农民反抗明朝的腐败统治，进而建立农民政权，都备受赞扬，为什么满洲人建立政权就不可以呢？农民可以当皇帝，满洲人同样可以登上皇帝的宝座。汉人统治满洲等各个少数民族视为合理，反过来，满洲人统治汉人亦不为过。关键就在于，不论谁统一谁，一切皆以客观条件为转移；不在于谁统治谁，就看其所行政策、治国之道，是否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改善。如坚持传统的“华夷”之辨的陋习，就难以科学地阐明中国历史的本相，其结论只能把人们引向误区。
　　
　　4、洪承畴和同时代的许多重要人物纷纷降清，对于明朝及个人来说，的确是不幸的。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明朝政治黑暗、腐败，制造了一系列的悲剧和党争的牺牲品。洪承畴于松山兵败被俘，就是因为政治混乱而造成军事惨败的一个典型事例。……洪承畴受命为蓟辽总督时，宁远总兵金国凤于宁远城北，携其二子，同清兵交战，均死于阵中。洪承畴以此次失败为鉴，上疏陈述其意见：金国凤前守松山，兵不满三千，却击败了清军，保住了孤城，这是因为“事权专，号令一，而人心肃也。”及至提升大将，兵近万人，“反致陨命，非其才力短，由营伍纷纭，人心不一也。”他的本意，借鉴此次教训，提醒崇祯，他赴关外作战，关系重大，不能重蹈金国凤的覆辙。岂料他不幸言中！他统率13万大军，亲临前线，却不能自主地制定适宜的作战方略，一切都听命于千里之外的朝臣纸上谈兵，又受制于一个小小的职方郎中的瞎指挥，事权不专，号令不一，尤其是改变他力主的“持久之策”，速战速决，正合皇太极之意。洪被逼进兵，不得不把军队集结于松山这一孤危之地。而当决战的时刻，以粮饷不足，暂回宁远“就食”，引发内部纷争，人心不一，张若麒对此议竟予支持，进而加剧了军心焕散，失去打大仗的思想准备，却忙于回宁远取饷。皇太极利用明军的这些致命弱点，即采取挖长堑，筑长围，断饷道的方略，仅一昼夜，便大破明军13万！明军松山之败，表面看，败在洪承畴之手，实质是败于朝臣陈新甲等人，说到底，是政治混乱、腐败所种下的恶果。
　　
　　5、李自成、张献忠大起义，以及关外的少数民族女真—满族崛起，都在为推翻明朝的腐败统治而进行斗争，从这点上说，其作用并没有什么不同。洪承畴等一批批汉官脱离明朝的腐朽集团，相继加入富有生命力的清政权，施展其治国的抱负，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不该受到责难的！问题不在于他所持何种动机，无非是为个人计，或为国家计，关键问题，就看他们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否为社会的发展，为百姓做了哪些有益的事情，以此衡量或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一味空谈道德、气节，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此，我们评价洪承畴降清，不去分析他何以失败，不指责明廷黑暗，只追究他降清丧失气节，要求他“不成功便成仁”，为黑暗的明朝尽忠，不能认为是持平之论，因而是不足取的。
　　
　　6、统一全国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新兴的清朝的身上。以福王、唐王、鲁王、桂王（永历）四政权来说，内部腐败不堪，党争不断，互相残杀，不待清军进攻，先已自行瓦解。这些已为人们所熟知。如此腐败而黑暗的政权，岂能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他们存在的本身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清统一，不仅避免了中国继续分裂，而且也铲除了明末以来的腐败，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7、洪承畴顺应历史大势，弃暗投明，把他的才能献给了新的统一事业，并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是功不是过，更与投降外来侵略者的“汉奸”风马牛不相及。时代已经变了，旧的史学观念也在变。只有抛弃那种以华夷之分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才能对洪承畴及其他降清的人做出科学的评价。［1］
　　
　　8、以当时的形势而论，明已分崩离析，而且这个政权已腐败透顶，延至南明三个小朝廷，又有哪个是开明政权？他们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为什么还必须扶植他们苟延残喘呢？它们的存在，对于人民，对于历史，都是一个无用的废物。我们要求当时的明朝将吏必须忠于这个腐败政权，不见得明智。如同出自南明小朝廷的立场，提倡对它“愚忠”到底，反对任何人降清。这实在没必要。每个人在大事变面前，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在吴三桂之前，也包括以后，有多少汉官汉将在明清（后金）斗争中选择了清（后金）政权，人数之多，以千计，以万计，以十数万计！我们能一概予以否定吗？显然不能。他们不受谴责而独责吴三桂之降清亦有失公平。我们不能按今天的观点指责这个那个人选择的道路不对，或正确，或错误，而只能从历史发展的眼光，从是否符合当时历史的发展趋势来加以判断和评论。以明清两个政权而论，都是封建政权；从世界大范围来说，在英国已开始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那么，明清两个政权比之资本主义，都是落后的政权，谈不上哪个政权更进步。但从国内而论，我们则不能不说，清政权是一个新生的有作为的政治势力，它要取明而代之，亦属必然之势。所以，在历史转变及两代王朝鼎革之际，一些人乃至相当多的汉人涌入清政权，亦是历史大势所趋。我们对此无须大惊小怪，也无须去指责他们，甚至给戴一顶“汉奸”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