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治政做人的观照》精解

4．治政做人的观照

“道”是自然和社会的统摄，既是宇宙万物产生演变的动力，又是治政做人的根本。“道”的本质体现为自然规律，顺应“道”的就能成功，违背“道”的必将失败。《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我无为而民自化”，“圣人无为故无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说圣人秉持“无为”“不言”的态度，而百姓自然得到教化，“有为”是导致纷争的根本；《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天地万物具备最佳的美丽、规律和道理，却不用语言表达出来。圣人“无为”，就是取法天地，不胡作妄为，因此要学习圣人实施“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和秉持“清静无为”的人生观。

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统治者要按照自然规律的要求治理国家。《原道训》说“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万物之变不可究也，秉其要归之趣”，强调万事万物要始终遵循自然规律。《原道训》还进一步强调了自然规律的普遍性，说：

夫萍树根于水，木树根于土；鸟排虚而飞，兽跖实而走；蛟龙水居，虎豹山处，天地之性也，两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员者常转，窾者主浮，自然之势也。是故春风至则甘雨降，生育万物；羽者妪伏，毛者孕育；草木荣华，鸟兽卵胎；莫见其为者，而功既成矣。秋风下霜，倒生挫伤；鹰雕搏鸷，昆虫蛰藏；草木注根，鱼鳖凑渊，莫见其为者，灭而无形。木处榛巢，水居窟穴；禽兽有芄，人民有室，陆处宜牛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秽裘，于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备燥湿，各因所处，以御寒暑，并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观之，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

水生浮萍，土长树木，鸟翔天宇，兽走旷野，龙行水底，虎啸山岗，万物都依照天性生存。摩擦生火，火能熔金；空的能浮，圆的能转；自然的物理化学规律不可改变。这都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刘安又举了大量的现实现象，说万事万物自然能适应不同的环境，寻找到生存发展的空间。由此可以看出，事物本身是按照自然规律行事的，圣人又为什么要去改变呢？大禹治水，“因水以为师”，神农播谷，“因苗以为教”，圣人的行为本来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因此统治者治理国家，就不能违背自然的规律胡作非为，秦始皇征伐六国、徭役无已，最后导致了亡国覆家的结局。

《淮南子》的“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顺势而为。《修务训》旗帜鲜明地批评了无所作为的观念，说：

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为不然。

有一种人认为“无为”就是没有任何声音和行动，这是消极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神农、尧、舜、禹、汤等圣人就不可能建功立业，人类社会就不能进步，岂不是很荒谬吗？接着刘安解释“无为”说：

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谓之有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鸠，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夏渎而冬陂，因高为田，因下为池，此非吾所谓为之。

一己的私欲不能妨害公道，根据自然规律办事，有所成就而不据为己有。究其核心，“无为”是“权自然之势”，“有为”是“用己而背自然”，说明两者的分野在于是否遵循客观规律。《诠言训》说：

何谓无为？智者不以位为事，勇者不以位为暴，仁者不以位为惠，可谓无为矣。

“无为”就是聪明的人不凭借自己的职位行事，勇敢的人不利用职位施行暴虐，仁惠的人不拿官位推行恩惠。刘安不排斥政治和官僚制度，甚至认为它们是必要的，只是不要以权力来胡作妄为罢了。

刘安在《原道训》中也有关于“无为”“无不为”“无治”“无不治”的重要论述：

是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圣人要修养内心的根本，而不是粉饰外面的末节，保养他的精神，放弃他的巧智，寂静无声地不违背自然行事，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成的。淡泊得好像不治理任何事情，但是没有事情是没有得到治理的。“无为”是不抢在事物规律呈现之前作为；“无不为”是顺应万物的规律行动；“无治”是不改变事物的自然特性；“无不治”是适应万物的自然变化规律。总之，“无为”“无不为”“无治”“无不治”的根本，就是遵循客观规律。推广到政治上，《主术训》说“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依照自然规律而取得治理的成功，这正是《淮南子》政治思想的核心。

政治上的“无为而治”是以清静无为的人生观为基础的。老子说“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淮南子》发挥《老子》的指意，《人间训》说“清静恬愉，人之性也”，要求在为人处世上崇尚无为，顺乎自然。刘安说，“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无矜而得于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神托于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总”，“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万物之变，不可究也，秉其要归之趣”，“得在时，不在争；治在道，不在圣”。刘安要求人们什么也不用做，秉持无为的态度，就能合乎自然的规律。他批评了后天的嗜欲破坏了先天的本性，《齐俗训》说“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俶真训》说“水之性真清，而土汩之；人性安静，而嗜欲乱之”，因此他对儒家的仁义礼乐颇为不满，《齐俗训》说：

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性失然后贵仁，道失然后贵义。是故仁义立而道德迁矣，礼乐饰则纯朴散矣，是非形则百姓眩矣，珠玉尊则天下争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

汉宗庙礼仪之官“奉常之印”封泥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仁和义是性和道丧失的结果，正是因为本性的缺失，才需要礼乐的文饰，这是衰乱之世的产物，因此说明儒家道德观念的产生正是人的自然属性丧失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