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女道士的一段未了情

　　提到北宋名臣司马光同志，大家马上会想到赵丽蓉老师和侯耀华先生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的精彩小品《英雄妈妈的一天》：面对记者，英雄的妈妈不愿接受采访，故意把“司马光砸缸”念成“司马光砸光”，用意是讽刺那些无聊的记者，赢得了荧屏内外的笑声。

　　其实，历史上的司马光早在同时代北宋就被广大黎民百姓所称道，据同是宋朝的王明清的《挥麈后录》记载：1085年（元丰八年），宋神宗感到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再也玩不下去了，就召回被贬谪的旧党人。当旧党的首领人物司马光到京城时，尽管他已经到了垂暮之年，尚未拜相，但京城的百姓都认为他已经是“相公”（宋朝对宰相的称呼）。东京街头挤满了想一睹他风采的人，个个踮着脚尖围观，以至于车马都无法通行，这可能是我们看到的古代堵车的第一条史料。当时，司马光到宰相的府第去拜谒，市民就爬上大树、登上屋顶、骑着院墙向相府内窥看。相府的人想阻止，市民说：“我们不是望你家主人，只是想见识一下司马相公的风采而已！”任凭呵叱也不退却，相府的屋瓦被踩得一塌糊涂，连府周树枝也都踏到折断。可见司马光同志在当时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之高。

　　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的好同志，终究被名教所累，断送了一段美好的爱情。让先来拜读一下他那首被誉为婉媚侧艳的《西江月》：

　　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

　　“宝髻”二字表明了女子的身份的个女道士，她挽着高髻，脸上涂着一层淡淡的胭粉。“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道出不能与多情的女道士相会幽会的无奈和再一睹方颜的惆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写宴会后的静思，回味极其短暂的一次热烈男欢女爱的情景。

　　其实，司马光同志看到一个发髻高耸、淡施铅华、貌美如花的女道士，一见钟情，最后发展成为“二奶”，是正常的事。唐代以来，带发修行的女道姑常和公卿文士交往，出现过许多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况且，宋朝的士大夫好填词，贵族官僚家家有蓄养的歌妓是很正常的事。司马光居洛阳，有歌舞乐妓，无可非议。但因为顾及自己的名而断送一场美好姻缘却不值得。难怪与他同时代的皇家宗室赵令?在《侯鲭录》中评价说：“文正公言行俱高，《西江月》风味极不浅。”

　　据史书记载，司马光的私生活极为严谨，他只娶了一位夫人裴氏，没有生子，他也并未按古代重后嗣的观念再娶妾侍。他的老婆裴氏曾经为他娶了一个妾回来，妾有一日乘他在书房里，盛服靓妆，打扮得光彩照人的进去，希望得到他的宠爱。司马光却毫无领情的样子，妾见他不理睬，于是没话找话说，拿下一套书问道：“中丞大人，这是什么书呀？”司马光拱手正色回答：“这是《尚书》。”神情严肃，答话简洁，全然是公事公办的面目，妾搭讪不成功，只好没趣的走了。这个妾既然得不到司马光的理睬，大约很快也就离开了他家。

　　据《清波别志》，当时有人干谒司马光，写信向他求资助，请求他只需要将卖掉一个婢女的五十万钱给自己就行了，司马光回信说：“我居家度日，饮食不敢顿顿大鱼大肉，穿衣不敢全穿贵重的丝帛料子，怎么能有五十万钱买婢女的事？”语气很是惊异。我倒以为写信的人没准是：“空穴来风，其来有自”，并不是毫无根据而言，也许所指的就是他夫人买来的这个妾的身价。

　　司马光不理艳妾的引逗，让人感觉他似乎是个冷淡无情的人，但如若回过头去读那首《西江月》小词，却发现他对女性的美，还是具有欣赏之意的。在他眼中，既有女子淡雅绝俗的妆扮，又有轻盈袅娜的身姿，而在他心底触发的情感，如果我们稍微发挥一下想象，把他的小词看作不是泛泛而写，而是真实的记载了某一刻看见一位美人之后的心理活动，那么他的情感，其实也是发乎情而止乎理，如果不是严肃的道德自律，很可能成为文坛上一段佳话。

　　司马光在居洛阳时，在当地买了一座园子，取名为“独乐园”，在内读书著作。裴夫人逝世在他之前，司马光既无子女，又失去了老伴，晚年常忽忽不乐，时时到独乐园中，在读书堂内正襟危坐，一坐就是终日。他晚年的心情，只怕也是极度空虚寂寥的，或许在这时候，他更能体会小词所写的那一种酒醒人散的凄然悲凉吧？他曾经作小诗题在梁间，有两句说：“暂来还似客，归去不成家。”晚景的孤寂，使他对“家”有着强烈的依恋怀想，却又清醒的认识，自己终究是过客，终究已经无家。而我们知道，不久之后他也辞别了独乐园，前赴京城，在那里踏上他一生仕途的顶点兼终点，不知他回首的时候，对“不成家”的洛阳宅第又作如何想？

　　和欧阳修一样，后人对司马光名下有这一类小词的事实很不满意，试图为之辩护，于是一概不予承认，全当作是仇人的栽赃。直到清代王渔洋还说：“‘有情争似无情’，忌者以诬司马。”《词林纪事》里也认为是当时人忌恨司马光“独为君子”，偏要伪造出这类艳词来给他脸上抹黑。欧阳修名下的艳词还能揪出作伪者的姓名（一般认为是在他主持科举下被黜落的举子刘某），但关于司马光词的伪造痕迹，却是查无实据，无非是道学先生们一心想维护司马温公的名誉而已。

　　为什么后人对司马光这么维护？司马光在当时的声誉之盛，确实无以伦比，《邵氏闻见前录》记：北宋名臣文彦博留守北京（北宋的北京是大名府）时，派人入辽国侦探，这种探子收集情报大约是无所不收，有一次回报了辽国新上演的一本参军戏：“辽主大宴群臣，宴会上有伶人演戏，打扮成一个衣冠楚楚的士人，见到旁人的东西就一把攫取入怀，结果从背后跳出一个拿大棒的人来，自称：‘我是司马光！’狠狠揍了这个贪婪鬼一顿。”所谓“参军戏”，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戏剧的早期形式，类似于现在的滑稽小品，当然情节也没有小品的复杂，一般都是两个人出演，一个“苍鹘”（副末），一个“参军”（副净），按规定苍鹘可以击打参军，其实也就是由苍鹘对参军进行种种滑稽夸张的挖苦与打击，以博取观众的笑声，这种戏的情节不固定，常常是根据现实而新编，讽古喻今。这条关于辽国新戏的谍报并没有什么政治价值，却证明了司马光的刚正之名，已经远播漠北，连伶人也拿他来当作执法者的代名词。文彦博后来将这件事讲给司马光本人听，还不无羡慕的感叹：“君实（司马光字）的清名，在夷狄之地也得到如此敬重啊！”

　　当代的历史教科书，提到王安石变法一般采取褒奖的态度，以至对顽固反对的司马光等一派人士难免有所贬低。新法的得失不是我这里能够分析，推行变法的王安石，在道德素养方面也决不比司马光稍逊，可是，我们如果客观的审视那段历史，不得不承认：尽管变法有打击豪强、富国强民的意图，普通的百姓却并不是欢迎新法的。司马光出现在开封京城的时候，已经是神宗被迫放弃了一切变法、重新回到保守道路上来的时候，曾经满怀热忱进行变法改革的神宗与王安石，同时都已经到了日薄西山的生命最后一程，而这时作为保守派重头人物被起用的司马光，其实也即将走近人生终点，只是与政敌的黯然晚景不同，他是作为当时百姓眼中的救星，光辉灿烂的走上相位的。这个场面，对王安石来说是痛心难堪，加速了他的辞世；而对司马光来说，也只是恍若流星的短短一瞬，在相位上只做了八个月，他便老病而终，告别了这个他既爱又恨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