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等圣人朱熹的另一面

　　兼析词牌名词牌名《大圣乐》

　　据杨和甫《行都记事》记载：1181年（南宋淳熙八年），浙东大旱，造成严重饥荒。因为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处理饥荒颇为得力，宰相王淮便举荐朱熹前往赈灾。1182年7月，朱熹在去台州的路上，从大量逃荒的台州灾民中，了解到台州市长(知州)唐仲友有残民、贪污、结党和淫恶等罪行，于是，他连上六道****奏章,致使这位市长差点被逮捕法办。正当唐市长忧愁万端的时候。朱熹被调任其他地方去了，让台州市长欣喜若狂。有寄居在台州的一个官员知道后，就举行宴会为台州市长庆贺，并把自己最喜爱的去宠姬出来陪酒。这位歌姬很聪明，当场演唱了一首自己填写的《大圣乐》：

　　千朵奇峰，半轩微雨，晓来初过。渐燕子、引教雏飞，萏菡暗薰芳**，池面凉多。浅斟琼卮浮绿蚁，展湘簟双纹生细波。轻纨举动，团圆素月，仙桂婆娑。临风对月恣乐，便好把千金邀艳娥。幸太平无事，击坏鼓腹，携酒高歌。富贵安居，功名天赋，争奈皆由时命呵，休眉锁，问朱颜去了，还更来麽。

　　台州市长听到“朱颜去了”一句，情不自禁地跳起了舞。朱熹离任，大家开庆祝会，朱熹调走，众人如释重负，一个人，混到大家恨不能送瘟神似的盼他滚蛋，这张“朱颜”，至少要在北冰洋或南极洲放上个三年五载，才会有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凛然之气。

　　《大圣乐》这个词牌名，是从歌舞曲《大圣乐》演变而来的，据《宋史?乐志》记载：《大圣乐》属于道调宫。这个调的演奏的速度较快，有平韵、仄韵两种体例。平韵体，见元朝蒲道源的《顺斋乐府》；仄韵体，见宋朝周密《苹洲渔笛谱》。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江西婺源人，为元、明、清三朝官方钦定的圣人，尤为后世做八股文的生徒所宗奉。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儒学大师，难道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

　　其实，朱熹也不是一兜好菜，尽管他表面上煞有介事地大声疾呼：“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所以要“革尽人欲，尽复天理。” 说得冠冕堂皇、痛心疾首和振振有辞。相当于现在的领导要求下属时所说的“要屏除私心杂念，不要有太多的欲望；要一心扑在工作上，不要有什么发牢骚”之类的经典语言。可以说，朱老夫子是当代中国部分领导干部的教育下属的榜样。可据他的同僚叶绍翁在《四朝闻见录》中的揭发：朱熹带着两个漂亮的尼姑外出旅游渡假，并用甜言蜜语诱骗她俩“****”，最终成了自己的小老婆；虐待自己的老母亲，属于不孝之子系列的混蛋人物；利用儿女的婚嫁喜庆的机会，大肆收受红包礼金；以知名教授的招牌，开门办学，擅自提价，收取高额学杂费；与守寡多年的妇女通奸，还使得她怀孕；指使家属子弟偷盗别人家的耕牛，宰杀后胡吃海喝；强行占据范染祖辈留下来的山林，建自己的高楼大下厦，并诬告他，治他的罪；挖崇安弓手父母的坟墓，安葬自己的母亲，又不顾别人的祖先曝尸荒野；利用自己身居要职，大肆受贿，“一岁之间，动以万计”。这本书,的确让让朱门弟子最感到头疼。一时之间,朝野轰动,纷纷****这位老夫子。朱熹无法抵赖，只得向皇帝谢罪说：“臣乃**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识明时之用。”以避重就轻的方法，找一些不痛不痒的话来敷衍，算是向领导作了深刻检讨，蒙混过关。

　　清朝才子纪晓岚在《四库提要》中，对《四朝闻见录》这本书评价不错，认为这本书记载的基本上是事实，且评价较为公允。从叶绍翁对于朱熹的那个不成材的儿子朱在，叹其“尽根尽骨卖了武夷山”，辱没先人名声看，叶绍翁并不是在出朱夫子的丑。只是在记述有关朱的“庆元党”和“伪学案”时，不得不引用告讦者的文书而已。如果纯系不实之词，以叶绍翁作为朱夫子的同类中人，一定会大加驳诘，既然未置可否，可能朱的对手们指证揭露之事由，也不全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朱熹本人也坦承自己“聩”，“罪多擢发”，“至于众恶之交归，亦乃群情之共弃”。看来，这位仅次于孔孟的二等圣人，所作所为，所行所止，恕不敬，想必是有一点伪君子味道的。

　　为了掩盖祖宗的可耻行径，到了明代，朱熹后裔中的一位孝廉，在江浙一带书店中大肆寻找，甚至软磨硬泡，翻箱到柜，将所有能搜罗到的这部宋人著作，花大价钱统统购下，然后，付之一炬。这种为存祖宗体面的焚毁行径，倒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据说当时有一位书商知道这件事后，很看不惯这种行经，就连夜组织几个伙计重新将这本书排版，然后大量印制，致使这位为祖宗争脸面的书生荡尽家产。

　　其实，朱熹生前，仕途上起起落落，文场上名大实虚，学术上香香臭臭，并不十分得意，尤其晚年被扣上一个“伪学”的帽子，名誉扫地，很灰头土脸了一阵子。他是死了以后才逐渐风光的。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高灯远亮的道理了，距离越近，灯下越黑，距离越远，不关痛痒的统治者见其某些文字有利用价值，就大肆宣演，把他推到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

　　在旧中国科举取士时代，《四书》是“学而优则仕”的敲门砖。而这部儒家启蒙典籍的首选的“教辅”，就是朱熹的《四书集注》。朱的书，有点类似解放后的《干部必读》，也有点类似“*”期间的“红宝书”，属于ABC的入门读物，是封建王朝认定的标准诠释本，是中国的读书人，从开蒙入塾，到进场应试，到上京赶考，到对策御殿，几乎一生都应手不释卷的书。旧时的莘莘学子，启蒙那天，磕过孔子、孟子、颜回、曾参的头以后，就要磕这位“峨冠博带”的朱熹的头了。可惜好景不长，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后，朱老夫子又一次威风扫地，把他当成“四旧”，部分被当作废纸买给了废品收购站，绝大部分被付之一炬，化作一缕轻烟。如果明代那位孝廉泉下有知，定会后悔不迭的，花了那么多银子，还被书商玩了一把，不值啊！那有革命行动这样彻底的焚烧啊。

　　然而，中国人后来的全部不幸，与二程兄弟的道学，与朱熹的理学，有相当大的关联。清初思想家颜元对宋儒的批判，有过一针见血的说法：“千多年来，要求天下读书人一头扎进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成为体弱多病的人，无用的人，都是朱老夫子造成的。”这位集伪君子，假道学，正经面孔，花花肠子于一身的朱老夫子，在思想领域中所起到的长期的消极作用，是为害甚广，流毒甚远的。

　　话说回来，这位圣人，跳出他自己挖坑埋葬自己的理学陷阱，仅仅作为文人的那一刻，他也不是一味愚执，一味僵直，一味跟鲜活的人过不去，要大家都朝木乃伊的方向奋斗，成为死的活人，或者，活的死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