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不仅是我国战国前期杰出的政治军事改革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位置。对此虽有前人谈及，但是至今尚无专文论述，我们根据现存的资料，拟对吴起在史学上的事迹和贡献作一探讨，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左传》一书的作者是谁？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本文对此不作专门讨论，仅就吴起与《左传》究竟为何种关系这一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略抒己见。
最早把吴起与《左传》的作者联系起来考察的是姚鼐，他在《左氏补注序》中认为：“《左氏书》非出一人，累有附益，而由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多。”姚鼐既不排斥左丘明对于《左传》有“草创之功”，又特别强调《左传》的编撰增补工作主要是由吴起等人所为。
近人童书业赞同并进一步论证了姚氏的观点，他在
《〈春秋左传〉作者推测》一文中提出了四条论据：
“（一）就本书所表现之生产技术、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政治制度、文化形态等观察，基本符合春秋时代之现象。知撰作此书必有大量春秋时代史料为依据，作者离春秋时代当不远。
（二）就本书所反映作者之学识观点而言，其人当为儒家后学，而有少量早期法家思想，于军事甚感兴趣，似长于兵家之学。
（三）作者似与鲁国有关，故本书记鲁事较详而可信。于列国则扬晋、楚而抑齐、秦，张大楚国之事尤多，则其人亦必与晋、楚有关，而与楚之关系尤密。于内政，鲁则尊季氏而抑公室（如仲子事及成季、成风故事皆被隐晦而曲解）。齐则扬陈氏而抑有显名之齐景公。晋亦扬臣抑君，‘于魏氏事造饰尤甚’。楚乃尊君抑臣，穆王杀父，共王丧师，灵王骄侈，平王昏庸，昭王失国，皆有奖辞，而大臣若屈瑕、子玉、子反、子重、囊瓦辈，悉见贬抑。
（四）本书多预言，最晚一事为僖公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僖三十一年（公元前六二九年）下数三百年为魏惠王后元六年（公元前三二九年），此时正有子南劲取卫之事（……）余所为预言亦多应验于春秋末至战国前期，然则本书当即在战国前期大体写定。”
根据以上考证，童书业先生认为姚鼐所说《左传》一书：“‘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多’似非妄说”。并且进而得出结论：
“（《左传》）盖吴起及其先师后学陆续写定，惟吴起之功为多耳。”
以钱穆、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所持观点与姚鼐、童书业不尽相同，他们认为《左传》成书于吴起而与左丘明无关。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传〈左氏春秋〉考》中，从《左传》的预言是否应验来看其成书的年代，进而判定《左传》一书出于吴起而与左丘明没有关系。
郭沫若也主张《左传》成书于吴起，而非左丘明。他在《青铜时代·述吴起》中认为：
“吴起去魏奔楚而任要职，必已早通其国史；既为儒者而曾仕于鲁，当亦读鲁之《春秋》；为卫人而久仕于魏，则晋之《乘》亦当为所娴习；然则所谓《左氏春秋》或《左氏国语》者，可能是吴起就各国史乘加以纂集而成。”
比较姚氏、童氏与钱氏、郭氏的两种观点，我们认为还是以前者更为中肯、可信一些。我国古代一部书的形成与今天大不一样，其突出特点是，作者往往不是一个人，而且在流传过程中又往往有所增补和损佚。考诸先秦古籍，情况大抵如此，《左传》一书似也不例外。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认为：“左氏成书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他的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朴素唯物史观成分，我们在观察和分析《左传》的作者问题时可以作为参考。姚鼐、童书业等人肯定《左传》不出于一人之手，是经若干人不断增补而成书的，他们既指出吴起对《左传》的成书作出的贡献最大，又没有否定左丘明对《左传》的贡献。左丘明在春秋末期为鲁国史官，因其出身贵族世掌史职，语言文字的素养很高，他具有整理鲁国丰富的历史材料的能力和条件。因此，左丘明很可能是《左传》一书的草创者，并且将它传授了下来。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说：
“陶潜曰：‘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辞比事之儒’。
乐正子春乃曾子弟子，传孝道，与曾申同学。陶氏谓其传春秋，亦春秋出曾氏，与吴起有渊源一旁证。”
这里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乐正子春与曾申同学于曾子，乐正子春传春秋，曾申也传春秋。吴起学于曾申，也传春秋。这样才好理解“春秋出曾氏，与吴起有渊源一旁证”的话。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刘向《别录》所讲《左传》的传授关系：“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是可信的。因此，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我们有理由认为姚鼐、童书业对吴起与《左传》的关系的看法是持平之论。而认为《左传》完全作于吴起的观点，则根据不足。
吴起在《左传》的传授过程中做了承前启后的工作，他大量增补了鲁、三晋和楚的材料，最后编定成书，并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因而吴起对于《左传》的成书所起的作用最大，贡献最多。在吴起去世后，《左传》继续流传，又有零星的补充，这就是《左传》书中出现个别吴起死后事记载的原因。但是应当确认，《左传》的编撰成书，主要是在吴起手里完成的。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讲，吴起就不愧是一位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