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确认吴起为历史学家后，还需要解决两个与吴起直接相关的史学问题。《左传》即《左氏春秋》既然主要是吴起所编撰的，其书名的来源是否也与吴起有直接的联系呢？这是一个长期争论和值得研究的课题。章太炎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所说“吴起，左氏中人也。”在其《春秋左传读》一书中认为：
　　
　　“《左氏春秋》者，因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故名曰《左氏春秋》……以左氏名春秋者，以地名也，则犹齐诗、鲁诗之比与？或曰：本因左公得名，乃吴起传之，又传其子期，而起所居之地为左氏，学者群居焉（犹齐之稷下），因名其曰左氏。”
　　
　　其后，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袭其说，认为《左氏春秋》的得名，“即以吴起为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者耶？”郭沫若的《青铜时代·述吴起》则进一步认为：
　　
　　“吴起乃卫左氏人，以其乡邑为名，故其书冠以‘左氏’。后人因有‘左氏’，故以左丘明当之。而传授系统中又不能忘情于吴起，怕就是因为这样的原故吧。”
　　
　　童书业的《春秋左传研究》对于《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的话，作了更直截了当的解释：“此《左氏传》名称之所由来邪。”
　　
　　学术界名家的主张大同小异，都如是说，这个问题似乎已成定论。我们则认为，这个课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诸家的解释也不能令人完全信服，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吴起虽然确为卫国左氏人，但在卫国时吴起并没有接触《左传》，《韩非子》所说吴起是左氏人的一段记述，是讲吴起在卫出妻的事。此时，吴起正值青年，虽有大志，但还没有与儒家及其他学派发生关系。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在卫“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由此看来，吴起少年时代未曾学儒，青年时代在卫也没当官，并不得志，且杀人后从卫国出走了。到鲁国时吴起才师事曾申，与儒家建立了联系。他接触《左传》原书亦当在鲁国之时。刘向《别录》所说《左氏春秋》的传授关系：“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与吴起本身的经历相符。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左氏春秋》并不是因为吴起为左氏人而得名，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本文前已论及，我们认为姚鼐、童书业关于《左传》作者的意见最为合理，即《左传》主要成书于吴起，而左丘明实有草创之功。所以《左氏春秋》一书的得名，当因左丘明之故。
　　
　　吴起作为历史学家既然参与了史籍的编撰及讲授工作，那么他是否曾为史官、是否就是某些古书上记载的史起呢？这也是一个需要弄清的问题，郭沫若说：“我还疑心吴起在魏文侯时曾经做过魏国的史官，魏文侯时有一位史起，大约就是吴起”。他的这个观点来源于《吕氏春秋·乐成篇》和孔颖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正义》。为了把问题考辨清楚，我们照录《吕氏春秋·乐成篇》和孔颖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正义》的两段有关文字如下：
　　
　　“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王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兴而对曰：‘群臣或贤或不肖，贤者得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一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与不忠，不可效也。’魏王无以应之。明日，召史起而问焉，曰：‘漳水可以灌邺田乎’？史起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恐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虽死藉，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使民知可与不可。则无所用矣。贤主忠臣，不能导愚教陋，则名不冠后、实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于主也。魏襄王可谓能决善矣。诚能决善，众虽喧哗而弗为变。功之难立也，其必由硇硇邪。国之残亡，亦犹此也。故硇硇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硇硇也止善，贤主以之硇硇也立功。”
　　
　　“《吕氏春秋》称魏文侯时，吴起为邺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决漳以灌邺旁，终古斥卤生稻梁。’”
　　
　　比较这两段引文后可以看出，显然是孔颖达把《吕氏春秋·乐成篇》中的魏襄王改为魏文侯、史起改成了吴起。这两处修改，前一处看来是正确的。
　　
　　但是，孔颖达改史起为吴起却是不对的，此处很可能是孔氏的笔误，“史”与“吴”形近而误，阮元《校勘记》之说是正确的。将“史”字误为“吴”字，不只孔颖达一人，还有《太平御览》四百六十五条一段文字可资证明：
　　
　　“邺有圣令为吴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稻粱。”
　　
　　这就是把“史”字误为“吴”字的一例。陈其猷先生《吕氏春秋校释·乐成篇》第1001页注〔四二〕说：“疑‘吴’为‘史’误，在‘为’字下，错倒于上耳。”《太平御览》中还有多处引用前面我们抄录的那句话，足证陈其猷之说是合理的。如果把那句话更正过来就是：“邺有圣令为史公”，这就和《吕氏春秋》所记一致了。可见“史”、“吴”形近而误之说是有道理的。
　　
　　我们再从吴起在魏国的记载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吴起到魏以后“魏文侯以为将，于是击秦，拔五城”。这就是说，吴起从鲁国到魏国后，很快得到重用，为将击秦，攻占西河。接着参加了伐中山国的战争，之后即任西河守。吴起守西河是他在魏的主要事业，长达二十三年之久。《史记》等书都没有讲吴起治邺的事，西河与邺相隔甚远，吴起不可能在任西河守时兼任邺令。另外，吴起是否担任过魏文侯的史官呢？《史记》等书中也无记载。当然，吴起在鲁国师事曾申，学习《左氏春秋》，具有史官之才，这是客观事实。但吴起既没有任邺令，也没有任魏文侯的史官，则史起就不是吴起。再说，史起也不一定因为有“史”字就必定是史官，如春秋时期卫国大夫史鱼，就不是史官。因此，仅据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一条不太可靠的材料，是不能证明史起就是吴起的，我们认为史起并非吴起而当另有其人。
　　
　　史起治邺是在西门豹之前，西门豹集引漳灌邺之大成，在历史上受到人民的歌颂是应该的。但是史起初创引漳灌邺的功绩，后人也没有忘记。《吕氏春秋·乐成篇》首先记载了他的事迹，之后《汉书·沟洫志》、《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相继记载了歌颂史起的民歌，《太平御览》六十四、八百二十一、八百三十九、八百四十二条也均有记载。另外，明万历年间在《重修万金渠闸记》中也说：“邺旧有万金渠，实西门豹、史起二公遗迹在焉。”总之，史起只是首创引漳灌邺有功的历史人物，与吴起并不是一个人。有关史起的事迹文献记载比较缺乏，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掘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