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何时攀折赠别

　　折柳相别是唐诗中意味厚重的意象。《三辅黄图·桥》：“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就记载了的这一习俗。颇为奇怪的是，世人一再说灞桥折柳相别是汉代的习俗，但我们在彼时彼地的汉代文献中却并未找到相应的记录。而当时的人们对此似乎也没有丝毫的“反应”，而诉诸歌咏的大约都在隋唐以后，而且运用得颇为娴熟：“今日垂杨生左肘（王维《老将行》）”，这里垂杨即指垂柳，源于隋炀帝赐柳杨姓。写诗付诸咏唱，说明这一概念是天下的共识而不仅限于阳春白雪或下里巴人群落。此外，还有“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李白《忆秦娥》）”、“朝朝送别泣花钿，折尽春风杨柳烟。（鱼玄机《折杨柳》）”、“城外春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落时。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刘禹锡《杨柳枝》）”、“半烟半雨江桥畔，映杏映桃山路中。会得离人无限意，千丝万絮惹春风（郑谷《柳》）”。
　　
　　《三辅黄图》一书，相传为六朝人撰写，作者姓名佚失。它是研究秦汉历史，特别是研究秦汉长安、咸阳历史地理的可贵资料。西北大学历史系陈直先生对此书作了有益的校证，并提出其为中唐以后人所作。且唐人习俗，往往将当代事以汉代之。如白居易《长恨歌》明明是写本朝事，却偏要说“汉皇重色思倾国”云云。
　　
　　事实也许是，隋炀帝的地位使得柳树升格到了国家与家乡的象征符号。因而在异地相别的时候，折柳相赠便有了进而兼济天下、退而眷念乡梓的意味。隋炀帝的名声使得后世文人有意回避并挪移了折柳相赠的缘起时间。但很快，以文人认同的方式尊柳，关中民间相沿至今的民俗是孝子的拄棍为柳木棍，且最终是要插在坟头，有成活者便成为祖茔之树，仿佛国家之社树一般。
　　
　　唐传奇《炀帝开河记》可能是最早提出隋炀帝赐柳树国姓的文献。“功既毕，上言于帝，决下口，注水入汴梁。帝自洛阳迁驾大渠，诏江淮诸州，造大船五百只。龙舟既成，泛江沿淮而下。到大梁，又别加修饰，砌以七宝金玉之类。于是吴越取民间女年十五六岁者五百人，谓之殿脚女。至于龙舟御楫，即每船用彩缆十条，每条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与羊相间而行，牵之。时恐盛暑，翰林学士虞世基献计，请用垂柳栽于汴渠两堤上，一则树根四散，鞠护河堤，二乃牵舟之人护其阴，三则牵舟之羊食其叶。上大喜，诏民间有柳一株，赏一缣，百姓竞献之，又令亲种，帝自种一株，群臣次第种，方及百姓。时有谣言曰：‘天子先栽然后百姓栽。栽毕，帝御笔写赐垂柳姓杨，曰杨柳也。”其后明代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二十四卷、清初褚人获在《隋唐演义》四十回中又分别演绎了以上传说。
　　
　　自古以来，封建帝王有赐姓于臣以示尊崇的传统。在中国，被皇家赐国姓是无上的荣耀，与皇家同宗同族，便拥有了无形的政治资本。民间传说将柳树说成“杨”姓，则将它上升到国姓的高位格局中。柳树便不再是长堤边随意栽种的树木，而是皇家的象征、国家的社树。家国同构的社会格局，使人们感觉到国的象征便是家园的象征。隋炀帝赐姓的民间传说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对于唐朝人来说，看到柳树便会联想到前朝的重重旧事。岁月演进，朝代更迭，前朝是唐人先祖生活的时代，先祖所居之地便是我们的祖籍。人总是念旧的，祖先的丰功伟绩、风花雪月虽都无关今日，却是整个家族不能磨灭的记忆。前尘往事随着朝代的更迭湮没无闻，先祖也相继离我们而去，只剩下那个时候栽种的柳树在风里飘摇，让我们回忆起先祖所生所处的时代。柳树便是唐人精神家园中的社树。清明插柳的习俗在唐宋时才见于文献，似乎可看作是对这一文化现象的反馈。而“杨柳”一词反复出现在人们的口头与文本中，须知那不是联合词组，而是偏正词组的典型结构。
　　
　　时代的车轮不停歇地滚动，让我们于昨日匆匆作别，柳枝成为唤起离别记忆的契机。看到柳枝随风飘舞，便会想起离开家的那一刻，父母的眷恋不舍，恋人的欲说还休，朋友的后会有期……种种思念涌上心头。此时，柳枝便成为文化符号，所指便是故园，便是桑梓，便是朝思暮想的家……折柳相赠便是这一情感的呈现与传递。于是，我们在唐人的书卷中读到了前面引述关于柳树的种种。
　　
　　古人何时攀折赠别，折柳赠别，见柳思归。民间传说对精英文化也产生了影响。柳树的文化内涵得到了全社会阶层的广泛认可，柳树带来的是一种归属感。诗词中反复吟诵，散文中不断意象叠加……于是，我们知道了，在文化认同方面，柳树在中国文化中已具有了“社树”的意蕴，并且代代相传。在上坟扫墓缅怀先人的节日里，将“社树”的枝条佩戴在身上，即是对死别之人的追忆，也是对部落群体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