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散文家韩愈名重天下，然而他也有另一面。他写过许多千古名篇，也留下了不齿于文坛的丑事。比如他为了巴结唐朝宗室弟子、时任京兆尹的李实，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天分，大加颂扬：“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今年以来，不雨者百有余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奸宿赃，销缩催泪，魂亡魄散，影不踪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布宣天于威宗，其和能及比！”
从这段文字，完全可以看出一个爱民如子、廉洁为官、效忠朝廷的清官形象。
孰料，李实因作恶多端被贬为通州长史。依然是这个韩愈，用手中的生花之笔再描李实，行文却大不相同了：
“骤迁至京兆尹，恃宠强愎……是时春夏早，京郊乏食，实一不以介意，方务聚敛秆求，以给进奉”，“勇于杀害，人吏不聊生。至遣，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道之，实由间道获免”。
他将李实的恶行如实描述，甚至连李实离京时市民怀揣瓦块石头追打投掷的情景，也写得栩栩如生。可是人们同时又想起了韩愈在那篇《上京兆尹李实书》中，对李实是如何拍马溜须的，不免觉得很好笑。
李实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官，韩愈心里当然是清楚的。但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巧令辞饰，把一个贪赃枉法、无所不为的昏官塑造得形象那么高大。当李实下台之日，又词锋一转，大加鞭笞。韩愈的这种为文为人的态度，给自己也给文坛留下了千古笑柄。
顾炎武认为，号称有“文起八代之衰”美名的韩愈，之所以会闹出贻笑千古的大笑话，是学界趋炎附势、浮躁恶劣的风气造成的。“岂非少年未达，投知求见之文，而不自觉其失言者邪？后之君子，可以为戒。”
韩愈其实也意识到自己做得不该。他在多篇文章中描述过自己青中年时期的面貌，例如：“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韩愈死于长庆四年，终年五十六岁。用今天的目光看，他是英年早逝，然而他年过四十便心生垂暮之感，除了人生少孤且多病，“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更为自己的命运遭际与雄心壮志落差甚大而深感叹息，似乎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颇多后悔。
晚年的顾炎武，也时常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弟少年时，不过从诸文士之后，为雕虫篆刻之技。及乎年齿渐大，闻见益增，始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炳烛之光，桑榆之效，亦已晚矣”。他对青年时期“从诸文士之后”的经历十分后悔，觉得那些“雕虫篆刻之技”实在不值得一谈，随着年龄增长，他越发对自己苛刻。“年过五十，乃知‘不学礼无以言’之旨，方欲讨论，而多历忧患，又迫衰晚……遂于此经未有所得”，“年逾六十，迄无所成，如何如何。”
也许正是如此，他对自己一生的著述作过严谨的筛选。以诗歌为例，存世的四百多首诗歌，被人称为“无一酬应语”。事实上，那些“酬应语”早就被他全部删除了，给后人留下了想象的空白。在这样的空白中，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学者晚年时追求完美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