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朝换代的动荡岁月里成长起来的徐知诰，深知群雄角逐，获鹿得胜者固然取决于实力，但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民心。汉高祖刘邦得国如此，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父子得国也是如此。因而在辅佐吴王期间，他继续推行在节度金陵时的成功之策，千方百计取信兵民。
　　
　　面对往日战乱留下的累累创伤，望着金陵城内水火造成的比比灾患，徐知诰心情沉重，反躬自问：“兵民困苦，吾安可独乐！”于是，他传令有司遣散宫内歌伎，焚毁乐器。为了助民度荒，扩大衣食来源，徐知诰又下令开放山林川泽，供民渔猎樵采。他还派出大批官员巡视民间，访贫问苦，赈灾救荒，并用库金为沦为奴婢的良家子女赎身。
　　
　　与此相辅而行，徐知诰极力倡导轻徭薄赋，振兴农桑。他在公元９１８年辅佐吴政初期，就以“吴王之命”诏示各地州县：一律免收民户在吴仍天十三年（公元９１６年）以前，即在徐知训执政期间，累年拖欠的赋税；同时，缓收下余两年赋税，数额待大有之年另定。紕紣矠三年之后，他又下令清查户籍，复核田亩，改革税法。根据重新核实的民户占田数量，按照土地的肥瘠高下论质收税：上田每顷二贯一百文，中田每顷一贯八百文，下田每顷一贯五百文。他还积极改革吴国以前重钱轻物，只收现金、不收谷帛的税收旧制，实行以物折价抵钱的税收新制，并让利于民，提高实物价格：绢由每匹五百文提到一贯七百文，绸由每匹六百文提到二贯四百文，绵由每两十五文提到四十文。对于计口收钱的人丁税，则索性蠲免不征。
　　
　　徐知诰万没想到，这些利民措施，竟遭到了守旧朝臣的非议和反对。他们振振有词地责问：照此办理，州县每年损失官钱岂不高达亿万！长此以往，焉能不民富国贫？对于这种发难，宋齐丘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在给吴王的奏疏中据理申辩：世上安有民富国贫之理？民耕耘得谷，蚕织为帛，耕夫红女，历来都靠农桑所得纳税。假如税收强行收缴现金，折以金银无异于教民兴贩求钱，实则倡导舍本逐末，有碍富国。又致书徐知诰，督促农民缴税一律以现钱与金银，以此来求国家富庶，犹如“拥（笤帚）救火，挠（搅动）水求清”，永远也不能使火灭水清。徐知诰代吴王阅罢奏疏，高度评价宋齐丘的主张：“此劝农之上策也！”接着便大刀阔斧排除阻力，在积极发展农桑的基础上推行新的税制。不出十年，就使江淮地区出现了“野无闲田，桑无隙地”的耕织繁荣景象。
　　
　　徐知诰向来严于治军，但他更善于治军。辅政之初，他针对禁中军校目无法纪，桀骜不驯，擅自成群结伙出没近畿山野，或纵禽游猎，呼啸林莽；或聚饮取乐，醉闯民居。徐知诰对此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决计用釜底抽薪之法，根治这股扰民乱军的歪风。为此，他严令各地州县，即刻废止献纳用以出猎的鹰，违者严惩不贷。此令一出，果然奏效。不足一月，便杜绝了禁中军校田猎骚扰乡民的现象。
　　
　　徐知诰整饬军纪从不手软，但却爱兵如子，一向注意与士卒同甘共苦。盛夏巡视军营，他总是身着戎装，头戴盔甲，从不使人张盖遮阳，操扇驱暑。他对身边侍从婉言相劝：“众官兵头顶骄阳，汗流浃背，操练阵法，吾用此物何以心安？”对于捐躯沙场的将士眷属，他派属下四出察访优恤，每户发放三年俸禄。遇有特殊困难的贫苦人家，特别是无力完婚或安葬者，另以财物接济。
　　
　　徐知诰上述深得民心军心的举措，犹如电闪雷鸣，不胫而走。中原许多有志经邦营国之士，如在江左早负盛名，才气逸发的韩熙载，长于“书檄、诗赋、碑颂”的史虚白，通晓古今、“辩论风生”的孙晟，“重厚方雅，多识故事”的常梦锡，为南唐草创“一代纪纲”、“礼仪上下”的江文蔚，以及骁勇善骑射，被誉为北方“虎臣”、“名将”的李金全‖文进等，均不远千里慕义南来，投身徐知诰麾下，心甘情愿为他奔走效劳。
　　
　　为了招贤纳士，谋求治国安民之策，知诰进而又在北部边境设司派员，物色接待南下衣冠，并先后在府署专设“延宾亭”、“礼贤院”，备置经史百家、琴棋书画和文房四宝，供名士贤达会友辅仁，察古鉴今，以便他集思广益，裨补时政。
　　
　　徐知诰于公务之暇，还亲自宴请宾客，借机咨访缺失，切磋大计，不论尊卑长幼，语有可采，随即纳用。他待人推心置腹，礼贤下士，用人来者不拒，发挥所长。他这种爱才惜才，留人留心的襟怀和风度，深深地感动了四方有识之士。才华横溢的韩熙载，通过他在中原的怀才不遇和南下江淮后受到的器重，以及奉使中原的对比和感受，用深情的诗道出了肺腑之言：
　　
　　仆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
　　
　　再去江北游，举目无相识。
　　
　　金风吹我寒，秋月为谁白？
　　
　　不如归去来，江南有人忆。
　　
　　由于徐知诰求贤若渴，知人善任，没出几年就在身边聚集了大批肝胆相照的治国能手。宋齐丘即是典型一例。此公虽然博学多识，长于智谋，但却是一介穷困潦倒、狂狷不羁的书生。与人共事，常常恃才傲物，有时因为一语不合，便拂袖而去。他来到徐知诰门下，仍不改旧习，曾多次怒发冲冠，提笥出走。每逢此时，徐知诰都宽大为怀，容忍礼让，遂使宋齐丘感激涕零，发誓与徐知诰同舟共济，时人因此将他比作南朝刘宋忠心辅佐高相刘裕的刘穆之。他呕心沥血为徐知诰谋划军国大计，徐知诰怕泄露机密，便经常约他乘更深夜静的时候，到后园四面环水的孤亭密谈，入座后将通往池岸的吊桥收起，以保安全。有时，二人还整日围炉笔谈，用铁箸在灰烬上写字，随时抹掉所谈内容，以防事泄。
　　
　　在徐知诰的感召下，一些与他休戚与共的心腹，即使年迈体衰，也不忍致仕还乡。王令谋“老病无齿”，执意不肯退出官场，家人劝他挂冠养老，他说：“齐王（即知诰）大事未毕，吾何敢自安？”他多年朝思暮想的“大事”，就是如何协助徐知诰化家为国，造就帝业。在这方面，他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特别是吴乾贞元年（公元９２７年）徐温死后，知诰自恃羽毛丰满，吴王杨溥和徐温诸子软弱可欺，便撕掉温情脉脉的忠孝面纱，加快了政治上的篡代步伐。已逾“不惑”之年的徐知诰，在一天早晨，面对铜镜，用手抚摩着双颊的白髭，异常感慨地自言自语：“真乃时不我待，此物无情，功业成而吾老矣！”言者有意，听者更有心。此言一经传出，他身边的谋士便心领神会，不约而同地为及早实现他的“功业”四出奔走呼号。
　　
　　古往今来的历史证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而在人们笃信天命和天意的封建时代，寓意莫测的民谣∵语，是最能蛊惑人心的。因此，徐知诰的心腹们就充分利用这条最容易深入民心的渠道，对流传在江南水乡的民谣《东海鲤鱼飞上天》大肆穿凿附会，为徐知诰登临皇帝宝座鸣锣开道。他们不遗余力，在通衢闹市和乡野草庐绘声绘色地传播“天意”：东海，徐州之谓也；鲤鱼，李氏之喻也；飞上天，坐天下之举也。东海鲤鱼飞上天，盖徐州李氏坐天下之意也。同时，又广泛流传开另一首隐喻李氏兴、杨氏衰的民谣：
　　
　　江北杨花作雪飞，江南李树玉团枝；
　　
　　李花结子可怜在，不似杨花无了期。
　　
　　与这两首民谣遥相呼应，在扬州街头又出现了佯狂道人悬鲤行吟，在金陵城里发生了古刹老僧夜半撞钟两桩奇闻。
　　
　　在江北扬州，有一个头戴黄冠、束发蓄髯的佯狂道人，手执一把钓竿，竿顶高悬一尾硕大的木刻鲤鱼，连续多日走街串巷，反复吟唱濠梁新鲤将要取代盟津旧鲤，新鲤尚未被人所识的短歌，意在四处寻找世间众多的“识鱼人”。其歌词云：
　　
　　盟津鲤鱼肉为角，濠梁鲤鱼金刻鳞。
　　
　　盟津鲤鱼死欲尽，濠梁鲤鱼始惊人。
　　
　　横排三十六条鳞，个个圆如紫磨真。
　　
　　为甚竿头挑着走？世间难寻识鱼人。
　　
　　在江南金陵，一天午夜，更深人静，万籁俱寂。突然，古城上空晌起一阵急促的钟声，惊醒了满城酣睡的兵民。人们惶恐不安地走出家门，纷纷涌向街心探听此中根由，全城顿时陷入了混乱之中。徐知诰闻讯大纷霆，责令有司速将撞钟人缉拿归案，并要亲自审讯。
　　
　　待有司将肇事者押解到府，徐知诰方知撞钟人原是寺庙的一个老僧。问其因，答云：“《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贫僧夜半撞钟，乃因偶得好诗一首，内心激动难抑，故而借钟声抒怀也！”
　　
　　徐知诰又问：“何等好诗？使尔如此惊喜若狂！”
　　
　　对曰：“《咏月》。”老僧当即诵道：
　　
　　徐徐东海出，渐渐入天衢。
　　
　　此夕一轮满，清光何处无？
　　
　　随后，老僧又将这首五言绝句诠释了一番，徐知诰听罢，不禁心喜。原来此诗的含义竟与童谣《东海鲤鱼飞上天》的内涵异曲同工，合若符契！于是，他加以重赏，并悄悄地释放了老僧。
　　
　　在紧锣密鼓的喧嚣声浪涌过之后，纷至沓来的便是徐知诰的亲信粉墨登场，轮番演出劝进的闹剧。他们扮演的角色尽管庄谐不一，但目的都是为了众星捧月，把龙袍披在徐知诰身上。王令谋不顾病痛折磨，拖着弱不禁风的躯体，搜索枯肠，苦劝徐知诰莫负众望，顺天应人，尽早受禅。李德诚、周本则威逼吴王下诏禅位，采百官持诏乞求徐知诰即位。周宗还借给徐知诰圆梦之机，郢书燕说，大讲兆应。
　　
　　据说，徐知诰一日早起闷闷不乐，夫人询问缘由。
　　
　　知诰答曰：“夜有恶梦，恐兆不祥”。
　　
　　夫人开导他说：“梦无吉凶，全在人圆；善于圆梦者可替你排解忧虑。”
　　
　　徐知诰出门，在庭中巧遇周宗，便问：“吾在梦中路过顺天门，突然跌倒在地，是否预示将有厄运降临？”
　　
　　周宗听后，认为正是劝进良机，于是便诡秘回答：“此乃可喜可贺的吉兆也。梦中倒地，日中必有人拥立矣！”接着就撩袍跪拜。紖紦矠
　　
　　甚至连山林隐士沈彬，从《东海鲤鱼飞上天》的民谣中揣摩到其中奥妙以后，也向徐知诰献诗劝进。他呈送的《观画山水图》题诗中赫然醒目的一联便是：
　　
　　须知手笔安排定，
　　
　　不怕山河整顿难。
　　
　　徐知诰及其同党就是经过这番精心策划，稳扎稳打，循序渐进，水到渠成，在“知命”之年登上帝王宝座的。
　　
　　从孤儿经将领、辅臣到皇帝的李，不仅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更是一位长于治国安民的政治家。他自吴武义元年（公元９１８年）辅佐吴政起，至南唐升元七年（公元９４３年）离开人世止，前后二十五年，在吴和南唐重要国事的决策中，始终是执牛耳的人物。这四分之一世纪，他在“东暨衢、婺（今浙江衢县、金华），南及五岭（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和越城岭，横亘在今江西、湖南和两广一带），西至湖湘（今湖南、湖北一带），北拒长淮（即长江、淮河），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紗紜矠的辽阔幅员内，奉行的根本国策是保境睦邻，劝课农桑，振兴文教。
　　
　　李自幼生长于金戈铁马之中，亲身经历过伴随刀光剑影掀起的血雨腥风。每逢想起那烽火连天、尸横遍地的残酷年月，他的耳边就仿佛响起孤儿寡母令人心碎的哭诉声。所以，当战争的阴霾在江淮大地消散之后，他发誓不再轻易动用刀兵，以免生灵枉遭涂炭。为此，他经常教诲臣下：“百姓皆父母所生，汝等何以要争城扩地，使其肝脑异处，膏涂草野？”
　　
　　在他登位之初，谋臣武将急于建功扬名，争相上疏谏言：“陛下中兴，北方多难，宜出兵拓展疆土。”同时竭力鼓动他拿近邻楚和吴越两国开刀。当他伏案披览这类奏章时，先是摇头叹息，不以为然，继而朱笔批示：“讨伐之议，愿勿复言。”紗紞矠事后又现身说法，对左右讲：“吾少长军旅，见干戈之为民害深且久矣。吾今日实不忍复言兵革。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紗紟矠从而恪守保境睦邻之策，力戒穷兵黩武之举，尽量化干戈为玉帛。
　　
　　南唐升元五年（公元９４１年）春天，南汉王刘龚派特使前往南唐，相约联兵灭楚，瓜分其地，李未加犹豫，当即严辞回绝。紗紡矠同年夏天，“素为敌国”的吴越京师大火，多日不息，宫室、府库、铠甲、仓廪，焚烧殆尽。吴越王钱元惊悸而死，年仅十三岁的钱弘佐嗣位，主少国弱，朝野上下六神无主，面对满目废墟不知所措。这时，南唐一些武将力主趁火打劫，纷纷请命出兵，扬言“我师晨出，而暮践其庭”。李对臣下则极力劝阻：“众卿所言何其毒也！奈何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横生屠戮，朕所不忍；救灾睦邻，方是圣贤倡导之正道。”因而不仅没有出兵征伐，反而派人前去吊唁，厚赠“金粟缯绮”，资助吴越治丧度灾，重建京城。有的臣下对李这种反常举动困惑不解，背后讥讽他说：“此殆田舍翁所为，不足以大事也！”紗紣矠李闻后一笑了之，也不加罪。
　　
　　直到临终弥留之际，李还不忘此道，紧紧握着长子景通（即后来的中主李）的手殷切叮嘱，“汝守成业，宜善交邻国，以保社稷。吾欲求延年，试服金石，不想事与愿违，反倒速死，汝当以此为戒。他日北方倘以武力寻衅，汝能守吾言则为孝子，百姓定谓汝为贤君矣！”
　　
　　在改朝换代的角逐中取胜的李，深知打江山的艰难，更知坐江山之不易。他从多年横刀跃马的征战中，亲自感受到了民如水，君似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强大威力，从而在得天下以后，把爱惜民力、赡养民力摆在复兴百业的首要位置，对历代帝王在政通人和时期奉为圭臬的施政纲领，即“王者以民为天，而民者以食为天”的信条，更加坚信不移。由是，他充分利用保境睦邻政策赢得的和平、安定的环境，在富饶的江淮水乡大展宏图，兴利除弊，富民强国，把南唐建设成一方远离战乱漩涡、百姓安居乐业的净土。正像时人沈彬在《金陵杂题》中所咏：
　　
　　正惭海内皆涂地，
　　
　　来保江南一片天。
　　
　　李针对当时的州县官吏多系行伍出身，不善理政，办案不依法典，草菅人命的现象时有发生。他在立国之初，就采纳给事中常梦锡的谏言，大破以往“人主亲决细事，琐碎失大体”的政治弊端，“修复旧典，以示后代”紗紦矠，于南唐升元三年（公元９３９年）颁行与《吴令》并行的《升元格》。三年以后，又颁行经过修订的《升元删定条》。这部法律，强调严格执法，力戒滥杀，消除冤案，“凡决死刑，方用三覆五奏之法”。
　　
　　鉴于中原兵连祸结，政苛税重，田园荒芜，李对北方迫于饥寒，背井离乡，流落江淮的难民，以及当地因昔年躲避战乱亡走山林的农户，积极招抚，妥善安置。始而计口给食，为其解脱冻馁之忧；继之按丁授田，免收三年租税，助其定居耕织，重建家园。对于植树垦荒成绩突出者，更以钱帛奖励。“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及八十亩者，赐钱二万：皆五年勿收租税。”紘紜矠对于人丁兴旺、聚族而居，勤于农事的人家，褒奖尤重，既“蠲复征役”又“旌表门闾”，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鼓励。李一次就同时旌表“五世同居者”七家。其中，江州陈褒，长幼七百口合族而居，生活井然有序，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有所终，壮有所为，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全族上下和谐安康。
　　
　　李深知取国艰难，更知守成不易。他为此礼贤下士，遍访为政之道。道士王栖霞的一番话语，深深打动了李的心：“治身治心，乃治家国之本。今陛下剂饱喜，尚不能节，何以福及苍生？”紘紞矠李从中得到启发，坚决励志节俭。他牢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的诗训，虽然宫内财物堆积如山，但他从不滥用一钱一物，生活因陋就简，仍如往昔。一次，有司奏请李，言及太子李要用杉木制作版障，李批曰：“杉木固然不乏，但宜留作战舰，版障以竹代之可也。”这个寒门出身的君王，平日着装朴素，脚穿蒲编草鞋，衣无罗绮锦绣；盥洗、饮食等各类日常用具全为铁器，严禁有司添置金银制品；他不贪图声色犬马，下令将后宫年轻貌美的姝丽全部裁汰，准其各自还家择偶婚配，在身边只留几名老丑勤快的宫女照顾起居，对于那些使历代帝王玩物丧志的歌伎以及舞乐、苑圃、器玩等等，他更是深恶痛绝，弃之不用。他没有因为自己新皇登位而大兴土木，另建宫殿，只是将原升州刺史时的官邸略事修缮，增加几处鸱尾、棚槛而已；暑月里，寝殿帷幔仍用葛布而不换轻纱；夜晚仍以油灯照明，燃用以“乌臼子”榨制的植物油，被小宦官戏称为“乌舅”；所用灯具还是杨吴时代马厩照明的旧物，这具高约五尺的捧烛铁人，唤为“金奴”。一日黄昏，李急需灯盏，便传唤身边侍从：“速将金奴与我拿来。”顽皮的小宦官听了觉得好笑，小声说道：“金奴？乌舅配金奴，正好是天生的一对！”由于李洁身自律，清正廉明，宋齐丘在李死后送的挽幛中大加赞颂他的道德操守，其中有一联是：“宫砌无新树，宫衣无组绣，宫乐尽尘埃。”
　　
　　青少年时代就“以文艺自好”的李，在身边众多的文人学士熏陶下，当政后更加重视征集文献图籍。他下诏州县，或悬重金购买，或置书吏抄写。紘紡矠据说，有个名叫鲁崇范的儒生，家境困窘，柴米不继，却安贫乐道，潜心读书。九经子史，广贮一室，逐函逐册，亲手校订。当他得知李下诏求书时，欣然将全部藏书捐献出来，并说：“图书典籍，乃天下公有之物，世乱藏于家，世治藏于国，都是为了益国利民。吾家并非书商，何须待价而沽？”紘紣矠李将从各地征集的三千多卷图书，收藏在他治理升州时设置的“建业书房”。这些盖有“金陵图书院”藏书印章的图书，数量虽然有限，但却为南唐日后“六经臻备，诸史条集，古今名图，辐辏绛帷”，成为“文献之地”开了先河。
　　
　　与此同时，李还热心办学兴教，除在京师秦淮河畔开设“国子监”，兴办太学、小学，培养国子博士和四门博士外，又在庐山五老峰下白鹿洞建置学馆，号曰“庐山国学”或“白鹿国庠”，以国学大师李善道为白鹿洞主掌教，置学田，拨专款，聚徒授业，从者不下数百。诗人江为、伍乔□洞等人曾就学于此。洞主除向生徒传授儒家经典外，还传授史籍、诗文，以及诸子百家。境内各州县亦争相效仿，兴办官学施教。私家兴办的书楼、书舍、书院和村舍私学也与日俱增，生机勃勃。如江州陈褒的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十十顷，以为游学之资”，“江南名士，皆疑业于其家”。由于公私办学蔚然成风，一些世代耕耘的农家子弟，也设法“释耒就学”，遂使“儒衣书服盛于南唐”，与礼崩乐坏，文献俱亡”的中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由于李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南唐一跃成为“十国”中的强者。声威一时大震，引来四方朝贺。其中有中国境内的吴越、荆南、闽、南汉、后蜀、于阗∩等国紙紜矠，还有中国境外的高丽、新罗等国。
　　
　　李煜就是降生在这块“三千里地山河”的国土上，靠着先辈的荫庇，度过“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紙紞矠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走向人生历程的终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