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松、锦决战胜利进行的时候，每次传来捷报，照例沈阳城八门击鼓，向人们报告清军在前方打了胜仗的喜讯《李朝实录》，仁祖，卷43，386页。。随着这一次又一次的鼓声，原先“沈中人颇有忧色”的不安心情一扫而光《沈阳日记》，412页；《李朝实录》，仁祖，卷42，373页。，代之以兴奋和欢欣鼓舞，外藩诸蒙古、朝鲜，纷纷上表称贺，尤其是清朝上层统治集团更是欣喜若狂，以为大业成功就在眼前。因为不只是他们，就连一般稍有点头脑的人，也从这次决战看清了明清交替的必然趋势。如果说，他们以前还对明朝实力多少存有某种迷信，那么，经此一战，这种完全不切实际的心理已彻底破除了。一向密切注视明清斗争前途的朝鲜，此时也看透了“中朝（指明朝）之运，亦已衰矣”《李朝实录》，仁祖，卷43，386页。。由于受到巨大胜利的鼓舞，清朝“诸王将帅，争请直取燕京”《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三”。，而汉官们的心情尤为迫切。大概他们还是思念故土，盼望早日打回老家去吧。崇德七年（1642年）九月，松、锦决战刚结束，固山额真墨尔根李国翰、佟图赖、祖泽润、梅勒章京祖可法、张存仁等一齐向太宗奏言：
　　
　　……今天意归于皇上，大统攸属，锦州、松山、杏山、塔山，一时俱为我有，明国人心摇动，燕京震骇。惟当因天时，顺人事，大兵前行，炮火继后，直抵燕京而攻破之，是皇上万世鸿基，自此而定；四方贡篚，自此而输，上下无不同享其利矣。倘迁延时日，窃虑天时不可长待，机会不可坐失。况山东之行，燕京一带空虚，我兵所行，无不收服。若再缓行，其地已为“流贼”劫掠殆尽，地方残毁，所关岂浅鲜哉！臣等以为不如率大军直取燕京，控扼山海（关），大业克成，而我兵之饶裕，不待言矣《清太宗实录》，卷62，13~14页。。
　　
　　太宗看了奏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说：
　　
　　尔等建议，直取燕京，朕意以为不可。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扑。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即克山海（关）？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清太宗实录》，卷62，14~15页。。
　　
　　太宗把明朝比作一棵大树，谁都明白，无论有多大力气，决不会一斧子就把大树砍倒，惟一的办法，是从大树两旁一斧斧地砍下去，砍到一定程度，这棵大树就会自己倒下。太宗用这个浅显易懂的比喻，深刻地阐明了他的战略思想，这就是要徐图渐进，从加强自己和削弱敌人实力这两个方面来逐步实现其政治目标。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而决不能图省力气，更不能图侥幸。他正确地认识到，明朝这棵大树不能很快倒下，“虽兵马屡挫，城池屡失，而国势屹然未倾”，其根本原因是“明初规模详备”，基础牢固《清太宗实录》，卷37，10页。，因此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历史使命，不过是为建造一座坚固耐久的统治大厦而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不急躁，不轻进，始终把自己的脚步放得牢靠。他能经受困难的考验，也能在松锦战役的伟大胜利面前保持清醒而冷静的头脑，不被那些举国的欢呼或来自各个方面的高声赞颂，模糊了自己的根本目的。
　　
　　根据太宗的这一战略思想，他几次派大军进关就容易理解了。清军进关，大量掠夺财物和人口，有经济的原因，但不能忽略政治方面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对明朝这棵“大树”反复砍伐。天聪三年，太宗率大军围北京而不取；天聪八年，掠宣大，不攻北京；崇德元年，大军紧紧贴近北京，不放一炮，只在四周攻掠；崇德三年，过北京而不触动，却深入腹地冀鲁攻城略地。这些行动，不都形象地勾出了“伐大树”的生动画面吗？太宗不同意马上取北京，原因就在于他意识到“大树”尚未达到“自扑”的程度。虽然取得了像松锦战役这样少有的胜利，他还是坚持伐大树“先从两旁砍削”的原则，继续对明征伐，保持对它的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从根本上来动摇和瓦解明朝的根基。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太宗乘明军在松锦遭重创，其实力被大大削弱的情况下，决定再派大军进关。
　　
　　十四日，太宗命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与内大臣图尔格统领八旗将士征明，还在清宁宫召见他们和出征的满洲、蒙古、汉军各固山额真、护军统领，首先说明出兵伐明“非好为黩武穷兵”，只因明朝不愿“修好”，才不得已而用兵。其实，这只是个借口，作为出兵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不管怎么说，征明、灭明，是他既定的方针。同往次一样，太宗还把他制定的纪律当众重申，这些纪律包括“几不”：入明境，遇老弱、闲散之人，不得妄杀，不俘虏他们，不夺其衣服，不离人妻子，不焚毁财物，不糟蹋粮谷。他提到，上次兵至山东时，为抢掠财物而严刑拷逼百姓，这次出征当以为戒，传谕各旗知悉。他这么反对抢掠，但又允许士兵一定要有所获，不要空手而归。不准抢掠，又让士兵“有所俘获”，这是个矛盾，也很难掌握界限。事实上，每次都不断发生强抢及残害当地百姓的事件。这也反映了清军进关掠夺的性质。
　　
　　十五日，太宗亲送出征将士，到郊外，又把昨天说的话重新叮嘱一番。他还特别提到与关内农民起义军联合的可能性，说：“你们如遇‘流寇’，要对他们说：你们都看到明朝政治紊乱，激而成变，我们来征，也正是为此。他还告诫出征将士要以和善的语言和态度对待他们，要严加管束士卒，不得误杀他们，就是一二个人也不行，避免和他们结下怨仇。如果他们愿意派使者来，你们就把他带来，或者有书信，你们要给予转达。”这是一项新策略，表明太宗要利用农民军的力量去推翻明朝的统治。毕竟宗旨目的不同，两股力量无法粘合到一起。太宗嘱咐完这些话，将一颗“奉命大将军印”授给阿巴泰，放炮三声起行。
　　
　　此次出征，有满洲、蒙古、汉军共十二旗，约六万余人，加上外藩蒙古兵一半，总兵力近十万，分作左右两翼前进。左翼于十一月五日从界岭口（河北迁安与抚宁交界处）毁边墙而入；右翼兵于十一月八日从雁门关的黄崖口（古北口西段）入长城。两翼进关后，趋蓟州，当地各乡百姓都逃避山中。镇守蓟州总兵白腾蛟率所部兵马与马兰峪总兵白广恩率兵马六千，同清兵遭遇，被击败，蓟州陷落。为了防备清兵再次入关，明朝在军事上曾作了较为严密的部署：并设关内外两督，在昌平、保定设二督，还设了宁远、永平、顺天、保定、密云、天津六巡抚及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总兵。可以说，星罗棋布，无地不防。但事权不一，无统一号令。当清兵入关警报传来，急令征调援兵时，而清兵已克蓟州，经北京，分道南下。两个月来，清兵连克霸州、河间、永清、衡水，转攻山东，下武城、临清诸城镇，直抵兖州，鲁王朱以派被俘自杀《国榷》，卷98；《明崇祯实录》，卷15，17页。，乐陵王朱宏治、阳信王朱宏福、东原王朱衣远、安丘王、滋阳王等众王及管理府事宗室等约千人都被俘斩首。从兖州分兵：一部去山东莱州、登州，直抵宁海州和海州；一部渡黄河，于崇德八年（1643年）三月初，回到莒州（山东莒县）、沂州（山东临沂）。自去冬入边数月以来，兵不解甲，马不释鞍，已是马疲人乏。现正赶上春季来临，到处春草青青，清军就在这里解鞍纵牧，从容休息了一个月。到四月，分兵两翼：左翼沿青州府（山东益都）、德州、沧州（河北沧县）、天津卫，从北京城南过三河县，历三个月抵密云。右翼出东昌府（山东聊城），进入河北，沿太行山之东，经广平府（永年）、彰德府（河南安阳）、真定府，达北京以北，也几乎同时抵密云，与左翼会合。大军从密云出发，攻墙子岭，于五月一日，前军斩关而出，到二十二日，后军陆续出口，全部安然东归。
　　
　　阿济格率军进关，来去达八个多月，共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个县、八十八座城镇，击败明军三十九处。获黄金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各色缎共五万二千二百三十匹、缎衣与裘衣一万三千八百四十领、貂狐豹虎等皮五百余张；俘获人口三十六万九千人，驼、马、骡、牛、驴、羊共三十二万一千余头《清太宗实录》，卷64，24页。。至于兵士及王贝勒将官私带的家丁所掠取的金银财物，尚未计在内，都变成了个人的财富。掠取的这些财物，一大部分交公，一部分分赏出征的有功将士。阿济格得到了最高数额的奖赏，他一人就分得了一万两白银！
　　
　　清兵进关，一次就获取如此巨量的财物，实属惊人。根本原因是明朝将吏极为腐败，不但不抵抗，还放纵清军任意掠夺。清军入关两个月时，明兵部调集了大批援军，达三十九万五千人，但“援师曾无一矢相加”。清军占领临清，明将却远远移营到威县。清军攻河间时，明援兵却旁走山西，而且沿途大肆掠抢百姓，“所过一空”。清军已到青州、兖州一带，蓟辽总督赵光忭却驻军于千里以外的良乡，按兵不动，“逍遥于无奴（指清军）之地”。清军看透明将吏“全无战意”，才放心大胆地随心所欲行动，“如在无人之境”，迟迟“迁延不去”李永茂：《邢襄题稿》，中华书局，1958年版。。近十万清军在莒州牧马一个月，如在国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清军北返时，车驼绵延三百余里，渡卢沟桥，历时几天尚未过完。时明将刘泽清、唐通、周遇吉、黄得功等劲兵猛将都集中在通州。督师大学士周延儒，本是自告奋勇督师，却不敢说一句堵击的话，每天从早到晚闭城，不出一兵一卒，还编造“捷报”送给崇祯。等到清军将出边，唐通、白广恩等人才合兵于密云螺山进攻清军，结果被杀得大败。
　　
　　终太宗之世，十余年间，清军前后五次大规模进关伐明，给明朝军事上以沉重打击，经济上以重大破坏，同时也给当地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仅京郊及畿南一带就遭到清军四次袭扰，尤其是崇德三年和崇德七年这两次，所造成的破坏更为严重。就在这次清军进关不久，明兵科给事中李永茂奉命到顺德府（河北邢台地区）察理近畿各府城守情况，他如泣如诉地向崇祯帝报告了自戊寅（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以来，畿南残破的凄凉景象。他出京经庆都、新乐、真定、栾城、柏乡、内丘，至顺德（邢台），行程千里，“一望荆榛，四郊瓦砾，六十里荒草寒林，止有道路微迹，并无人踪行走。”这一带，都在崇德三年被清军蹂躏过，而平乡“受患极惨，至今城内止余焦赤残垣，及堆积瓦砾”，整个“畿南郡邑，曾经戊寅之惨，惊魂未定，兼以五载荒瘟，民亡十之九”。每次一听到清军入关的警报，老百姓就四出逃难，或藏于山谷，或远走他乡，“城郭几至空虚”，清军每次攻掠，“堕我名城，残我赤子，饱掠我玉帛金珠，不可胜数。”以上所引，均见《邢襄题稿》，中华书局，1958年版。从清军饱掠而归的“盛况”，可知李永茂的报告都是实际情形。清太宗为了夺取全国统治权，给广大人民造成的灾难是极为深重的。
　　
　　太宗多次派遣大军进关，攻城略地，但都没有占领下来。他第一次率大军进关时，曾留下阿敏等据守永平等四城，很快又被明军夺了回去。这使他意识到，有山海关阻隔，在关内是站不住脚跟的，因此后几次进关不再据守已攻占的城池，得而复弃。乾隆帝一次巡狩盛京时，说得很清楚：“山海关，京东天险。明代重兵守此以防我朝，而大军每从喜峰、居庸间道内袭，如入无人之境，然终有山海关控扼其间，则内外声势不接，即入其他口，而彼得挠我后路。故贝勒阿敏弃滦、永、遵、迁四城而归，太宗虽怒谴之，而自此遂不亲统大军入口，所克山东、直隶郡邑，则不守而去，皆由山海关阻隔之故。”《圣武记》，卷1，“开国龙兴记三”。尽管这样，太宗五次派大军攻掠明朝，仍然达到了“伐大树”的目的。而这次大军入山东大获全胜而归，这是他生前得到的最后一次胜利的喜悦。
　　
　　在太宗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还有一件大事给他带来了新的喜悦，这就是崇德七年十月，西藏达赖五世罗卜藏嘉木错派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和厄鲁特蒙古戴青绰尔济等，万里迢迢，首途沈阳，向清朝通好。太宗闻讯，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接，把他们接到马馆，在馆前举行庄严的拜天仪式，行三跪九叩首礼。进馆后，太宗升座，准备接见藏使。为表示恭敬和虔诚，他起立，迎至门口。使者献上达赖的信时，他又起立，双手接过，与使者“携手相见”。他坐下，同时命两使者坐在他的右边。使者随从人员这才进见太宗，行三跪九叩首礼。然后，命古式安布当众宣读达赖的信、喇嘛诵经、饮茶……接见结束，在崇政殿举行盛大的宴会，藏使献达赖等赠送的礼物。达赖遣使来沈，是西藏与清朝交往之始。它生动地反映了太宗的统一事业兴旺发达，影响深远，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终于看清了明朝已是气息奄奄，亡在旦夕之间，因而决意抛弃明朝，断绝同它的隶属关系，投向清朝。太宗比谁都更清楚此事对于清朝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政治意义，因此以最隆重的礼节，最虔诚的态度，最丰盛的宴赏款待他们。他一反过去反对佛教的做法，一再盛赞佛教，向藏使表白他对佛教笃信不疑。藏使一行在沈阳住了八个月，每五天分别由八旗诸王贝勒轮番宴请。崇德八年（1643年）五月，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一行离沈时，他亲自送到演武场，设大宴饯行，命多尔衮、阿济格等再送到永定桥，又设宴一次。太宗赠送达赖、班禅及使者一行极为丰厚的礼物，同时以察干格隆等为使，携带他的信，同藏使赴藏《清太宗实录》，卷63，1~2页；卷64，19~23页。又，《东华录》，崇德七年十月、崇德八年五月。。
　　
　　西藏归向清朝，使明清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有利于清朝的方向转化。到这时，不仅整个东北、北部（蒙古）已纳入清朝的版图，而且地居辽远的西南也开始纳入清朝的政治势力范围。这就是说，太宗所得到的政治版图远远超过了在实际上领有的疆土，它把明朝紧紧压缩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使它真正成了如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
　　
　　正当清太宗雄心勃勃西进，旌旗直指宁远、山海关时，突然的疾病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然而，他与其父努尔哈赤及诸兄共创、并由他亲手加固的大业却有着蓬勃而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他去世还不到一年，明朝这棵“大树”一朝仆倒，清军十万铁骑奔流进关，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北京。从此，我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