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我们来谈下清诗纪事初编的师承与渊源，诗歌之有纪事，早滥觞于《尚书》有关虞廷《赓歌》、夏《五子之歌》的记载；兹后，《左传》中有《野人歌》，《吕氏春秋》记《涂山》，《穆天子传》述《黄竹》；再如诗三百的传序、王逸《楚辞章句》题解，无不具有纪事性质。由此，中国虽然没有长篇史诗，但诗史的观念，却贯穿于整个古典诗歌的传统之中。《初编》之作，对中国诗学精神中的纪事功能有极到位的理解和把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然可以认为《初编》的渊源恰出自于中国诗学的写实风格。然此点甚为笼统，因为中国最好的诗歌诗选，皆具此关心民瘼、恪守良知的共同性格；据笔者考察，邓之诚先生撰《初编》的近源，应是元好问的《中州集》、钱牧斋的《列朝诗集》、及杨锺羲的《雪桥诗话》。《中州集》以诗存史、系念故国的意义，一直到明清鼎革之际方才凸现。明代末年，毛晋刊刻《中州集》，视其为野史之一。钱牧斋继承程嘉燧的遗愿，编撰《列朝诗集》，在其序言中云：“元氏之集诗也，以诗系人，以人系传，《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也。吾将仿而为之，吾以采诗，子以庀史，不亦可乎。”《列朝诗集》与《中州集》的关系，甚为彰然。
《雪桥诗话》撰写于民国初年，缪荃孙为其作序，谓之国朝掌故书，并言“由采诗而及事实，由事实而详制度、详典礼。略于名大家，详于山林隐逸，尤详于满洲。直与刘京叔之归潜志，元遗山之中州集相埒。”李详为之作跋，亦云：“本朝之事其意深厚，其旨隽永，其征文考献之心，无标榜门户之习，别裁伪体，导源正宗。其有资史料，则遗山之中州集，牧翁之列朝诗集，小长芦叟之静志居诗话，顾秀野之元诗选也。⋯⋯钱朱之选，详于东南而略于西北，君书至弥其憾。”前者指出《雪桥诗话》与《中州集》可共看同论，后者则进一步表出其于《列朝诗集》的联系；职是，《中州集》——《列朝诗集》——《雪桥诗话》，此一源流可以确定。
《雪桥诗话》自跋：“大抵论诗者十之二三，因人及诗、因诗及事，居十之七八。其人足纪而无诗，其诗足纪而无事，概未之及焉。⋯⋯有未竟者，当俟续编。”与《初编》自序：“继计有功厉鹗陈田而作，僭妄之讥，知难幸免，然三家名为纪事，而诗多泛采，无事可纪。今之采摭，但以证史，不敢论诗，聊符纪事之实，或者不为大雅所弃乎。”皆言其选诗的着眼点乃在于诗中所记载的史事；
《雪桥诗话》自跋：“为书十二卷，不足括一代之诗之全，而朝章国故、前言往行，学问之渊源、文章之流别亦略可考见。”与《初编》自序：“读其诗而时事大略可睹，是集采诗即依此为准。”皆言采诗的标准，是以诗系事；《雪桥诗话》自跋：“若夫网罗旧闻、整齐排类，为本朝一代诗史，与太鸿、秀野、蒙叟、锡鬯诸老之书相赓续，则以俟诸博雅君子。”与《初编》自序：“若钱书摹中州集，以史自命，更非所愿闻也。”皆表出文学与史学，虽血脉相通，但气质倾向究竟不同，云以诗补史、以诗证史固可，而言诗皆为史则未必的观念。而陈宝琛序《雪桥诗话馀集》曰：“或以人存诗，或以诗存人，大率以诗为经，以事为纬，其最难者，如举一人之事，每臚举他人所赠诗以证其人之生平。”评其为一代之良史，金蓉镜《雪桥诗话三集》序指其“谈诗而怀国政、念旧俗、系族世、序交游，正得论世知人之旨”，则与本文第二节所总结《初编》之主旨相合。此外，据邓嗣禹等所撰《邓之诚先生评传》一文，杨锺羲与邓之诚先生为忘年交，以杨邓之交谊，邓之诚先生自有可能受杨之影响；此外，《骨董琐记》中提到《雪桥诗话》共有五处，《初编》的小传中亦有多处直接引用《雪桥诗话》处。据此推论杨锺羲的诗学、史学思想对邓之诚先生具有一定的启发，恐非臆断。放开去看，杨锺羲的诗学思想，受晚清以来诗（词）通《春秋》思想的熏习（此点，陈三立、陈衍、沈曾植、朱古微等均有论述）。职是之故，《雪桥诗话》对《初编》之编撰有直接影响，而其要乃在于诗史相通观念之递承一节，亦可确定。
综上所述，《初编》本于对中国传统诗学求实存真之史家性格的准确把握，而其体例范式、编撰宗旨，则与《中州集》、《列朝诗集》、《雪桥诗话》一脉相承。自陈寅恪先生标举“诗史互证”观念以来，诗歌与史事的互发共证，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阐述。邓之诚先生师承《中州集》、《列朝诗集》、《雪桥诗话》诗史相通的风格，秉持“以诗存人、以诗系事、以诗补史”的主旨，以纪事诗编表达其“诗能存史”的史学观念，亦可视为对“诗史互证”的另一番探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