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王维的禅意

　　佛教给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一个心灵的避风港，一个退步和归隐的后花园。他们失意的时候，被贬官发配的时候，或者是在官场上烦恼无奈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佛教。忙中偷闲到这后花园中来吟哦唱和，参禅打坐，寻仙访道，表示自己的心无挂碍，看破红尘，清净无欲，将那荣华富贵都抛在了脑后，以此来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同时也是表演给人看，这是一种自保的手段。其实，这都是表面，口中念着佛经，眼睛却始终觊觎着官场的任何风吹草动。一旦皇恩浩荡，起复旧员，他们立即改拜佛为拜皇帝。下跪三拜九叩，高喊“万岁”毕竟是他们的专业，驾轻就熟，炉火纯青。吃斋念佛确实专业不对口，而且太寂寞，枉费了十年寒窗苦，点灯熬油，其心何甘。
　　
　　浅谈王维的禅意，其中的禅宗特别得到文人士大夫的喜爱。因为，参禅不仅仅是清净无欲，还是有文化，有修养，有智慧的表现，不同于一般的善男信女，愚男蠢妇哪能理解参禅的妙处。而且，禅宗的修行不崇拜偶像，喝祖骂佛，谤僧毁经，标新立异，特立独行，甚至喝酒吃肉，嫖娼宿妓，表示潇洒倜傥，已将红尘勘破，正合了失意士大夫的心意。既满足了七情六欲，又标榜出世无为，正好表演给世人看。这个标签一定要插在头上，挂在胸前，表示高雅与超脱。
　　
　　王维的诗是隐士的诗，是禅诗，可他做了一辈子的官。他做了一辈子的官，却参了一辈子的禅。官场上他是参禅诗人，诗人看来他又是官员。他脚踩两只船，像耍杂技一样保持着平衡。这是做官的最高境界，也是作诗的最高境界。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保持这样平衡的诗人实属罕见。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王维应该是大隐。
　　
　　王维在官场的各种奏折与文牍之中，营造了一方心灵的自留地。一边乐此不疲做着官，一边提笔写着与官无关的禅诗。我想象不出，他在官场上，要应付那些勾心斗角的苟且之事，还要应付那些枯燥乏味的公文，他怎么能保持这种诗意的心情呢。他也被贬过，由右拾遗贬为荆州长史。可他没有白居易那样牢骚和哭泣，“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也没有苏轼的怅然若失与无奈，“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王维是“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他顺其自然，将不幸化解为自己的另一番自由的天地。王维的境界类似于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草比豆苗长得好，可以说是耕种之意不在苗了。王维与陶渊明一样，可以肯定不是一位好农民，种豆也罢，采菊也罢，种别的什么也罢，都是一种姿态，与参禅打坐差不多。
　　
　　通观王维的诗，确实没有牢骚，没有抱怨，没有伤感，也没有愤世嫉俗，他不屑于当愤青。当然他也没有归隐，后来反而升官了，任至给事中，终尚书右丞。这大概得益于王维也写了很多歌功颂德的应制诗、阿谀奉承的唱和。可见他也很将做官当回事。有了官位，才有了优哉游哉的生活保障，不至于举家食粥酒常赊，他的诗就比陶渊明的更显得有意境，更超凡出尘。不管是应酬还是不得已，总之他是诗人中的特殊诗人。
　　
　　王维的才华和聪慧是公认的，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他的聪明不仅仅在于他的诗和画，而在于他对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调节。他大概很清楚，做官才能保障他成为一个诗人，但是后人记住他的不是他的官位，而是他的诗。
　　
　　“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
　　
　　对王维来说，确实是“有余”，不但做官有余，作诗有余，关键是游刃有余。
　　
　　苏轼曾说：“读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话也可以改成王维是官中有诗有禅，诗中禅中有官。这一点恐怕很让苏轼羡慕。苏轼也参禅，但是，从他的诗中能读出心中愤懑与积郁。王维却很聪明的只写禅意，只写诗中之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