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副馆长方伟
文化要随着时代的进步来发展，不同的时代会赋予他不同的新意。作为成都杜甫草堂来说，就是守静而视动，有他坚守的东西，但是同时也要适应这个时代、科技社会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以创新的形式来传承和弘扬我们所坚守的价值，这跟城市发展的道理是相通的。
像杜甫一样坚持与守望，谈及财富，人们首先想到当然是物质，但在很多时候，我们说到“一笔宝贵的财富”，却往往是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对于成都，杜甫草堂无疑就是这样的“财富”。
作为成都的文化地标，杜甫草堂经历了千年的风雨洗礼，岁月在更新，城市在变迁，杜甫草堂也面临“财富”价值的提升——如何更好地传递诗圣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与精神；如何以符合当代人习惯接受的方式，传播传统文化；如何将草堂打造成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基地……这些，是很多热爱成都文化的人所关心的问题，需要杜甫草堂的管理者们付出智慧和辛苦才能交出漂亮的答卷。
为此，《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副馆长方伟。对话中，方伟谈到自己时爱自我调侃；但谈到杜甫时，却格外地敬慕庄严。当一个人、一群人都在认真对待一件事，这件事就会变得令人肃然。杜甫的遗迹并不鲜见，但在草堂，这份认真，意味着一份持守与顾望的精神力量，于是更接近杜甫的灵魂。
中国新闻周刊：依靠着什么样的力量保存至今？这些年来，杜甫草堂博物馆又是如何进行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呢？
方伟：已故的诗人冯至先生曾说：“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因为杜甫在成都的草堂，发出了当时时代的最强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完成了他本人从一介儒生到诗圣的升华。
杜甫草堂历经一千多年的历史，屡废屡建，中间总有一种精神的力量，支撑历代仁人志士为之奉献。这种文化的传承，不是一天达到的，而是经过了时间和历史的沉淀，决定了它的风格、文化的底蕴和血脉。如果要说在文化传承和传播方面有什么经验的话，只有一条，就是坚持与守望——坚持草堂自身的文化风貌，守望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草堂现在完整地保存了明清以来的建筑格局和清幽典雅的风貌。我们的保护和建设工作都力求契合当时杜甫寓居时的环境氛围，体现杜甫和杜诗的文化内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我们所追求的，是一草一木都有诗歌的文化内涵，有一种特殊的文化韵味。
守望精神家园方面，杜甫草堂于1980年联合省内外的专家，成立了成都杜甫研究学会（1990年3月更名为四川省杜甫学会）。学会坚持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至今共举办了十六届。1981年，《草堂》创刊，1988年更名为《杜甫研究学刊》（季刊），到现在为止总共发行了115期。通过近32年的坚持，现在这个学刊已经发展成为国内唯一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杜甫研究学术刊物，在杜甫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传统文化学界也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另外，杜甫草堂还是全国关于杜甫和杜诗相关文物收藏和研究的重要基地，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博物馆目前收藏了杜甫相关文物近四万件。
另外，从1962年“杜甫诞生1250周年纪念会”开始，每隔十年我们都要举行一次重要的纪念活动。影响最大的是在杜甫诞生1300周年的时候（2012年），由文化部和四川省政府共同举办了“杜甫诞生1300周年纪念大会”，这是成都地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参与度最广的杜甫纪念活动。
即使是最艰苦、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上述这些业务都从未停止过。因为这些文物、学术研究成果、纪念活动，都是杜甫精神的实物载体和前人的智慧结晶，是可以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所以，作为最著名的杜甫行踪遗迹地，我们觉得有责任来守望这片精神家园，将这些无价之宝传之于后人。
我们在做好博物馆陈列展览工作之外，还着力打造了两大雅俗共赏的文化活动品牌，一个是春节的“人日游草堂”，这个活动由成都传统民俗发展而来，每年正月初七民众来草堂踏春、祭拜诗圣、祈福；另一个是中秋前后的“夜游草堂”，在大型灯光主题秀的映射下，游览草堂的自然园林景观。
2013年正式投入使用的“仰止堂”，更是以杜甫草堂的文化资源为依托，整合成都地区社会教育和公益机构的优质资源，将博物馆的静态展示转换为互动形式，让广大青少年能够进入草堂，切身地感悟传统文化的经典，达到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这个项目从去年8月份试运行以来，得到了成都市中小学的踊跃参与，今年3月4号，我们这学期的第一堂课也已经开始了。看着孩子们那种朝气蓬勃的状态，其实你会从内心深处感到一种喜悦。很多工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很多的铺垫，但至少我们可以开一个好头。
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一句“杜甫很忙”+一张搞笑的涂鸦，将一向“低调”的杜甫推向微博关注榜首。这件事对杜甫草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您怎样看待这种以恶搞和无厘头的形式来颠覆和反叛传统形象的文化现象？在现代语境下，应该如何更好地激活传统文化？
方伟：“杜甫很忙”这件事发生以后，很多影响直接集中到杜甫草堂这里。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和态度——恶搞杜甫不如阅读杜甫，颠覆历史不如创意未来。
杜甫的精神和杜诗的经典，已经传承了一千多年，历朝历代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都尊崇杜甫为师，比如韩愈、王安石、陆游、宗泽、文天祥、梁启超、鲁迅等等。相信即使再过一千年，杜甫精神这样的民族之光依然会光彩夺目，也将继续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
当代人要考虑的，应该是为后人留下什么。我们希望的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出优秀的当代文化作品，对历史、对未来抱有认真负责的态度。草堂自身的文化风貌，经过历史的沉淀，经过无数前人的努力才走到今天，这个必须得尊重、必须得坚持，只有坚持这样一种风格，草堂才有他的生命力。
在对“杜甫很忙”这件事的反思中，我们认为，传统文化在传承和普及的方式方法上面临着考验，如何应对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建立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和现代青少年成长特点的教育模式，这个是博物馆必须面对并探索解决的当务之急。博物馆的展示很多都是静态的，这与当代青少年所喜爱的传播方式，还有一定的脱节。
意识到就要去想办法解决它。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马上联合《成都商报》举办了一个创意画像的征集活动，意图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从积极正面的方向来引导公众认识和了解杜甫及杜诗文化。从效果上来说，一个月的时间内，我们收到的投稿作品有一千多件，其中有很多思想和艺术价值比较高的作品，创意形式上也风格各异。我们认为，心怀崇敬、万法皆法，不管怎么去解读，都应该怀着一种尊崇、尊重的心理。
杜甫草堂作为博物馆来说，确实需要营销，但必须得坚持他的文脉，坚持他的文化特色。文化就是潜移默化，就是一步一步走下去的积累，否则，哗众取宠、一时的炒作，留下的只能是一地鸡毛。
刚才提到2013年新增加的文化项目，建设“仰止堂”，其实跟“杜甫很忙”这件事的影响都是密不可分的，因为要建立一种对青少年长期性的教育服务体系，必须要有载体。
中国新闻周刊：即使同样是在成都市，文博遗址的气质也各有不同，有的商业气息很浓，而杜甫草堂就静雅很多，您是怎样看待他们之间的差异呢？
方伟：这其实是他们各自的文化特质所决定的。草堂面对公众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要坚持草堂的文脉，坚持他的风格，如果你违背了这个客观规律，就会丧失草堂本有的特色。试想一下，如果你行走在工部祠，在比较肃穆、庄严的一条游览线上，突然跳一个商业味很浓的东西，那绝对是大煞风景的一件事。
成都本身是一个移民城市，它最大的特点是包容性。杜甫草堂、武侯祠、都江堰，这几个著名的历史名胜，纪念的都不是成都本地人。但是正因为这样，才体现了成都的包容性，体现了多元的文化特色。杜甫草堂可以做雅文化，武侯祠可以做民俗文化，由于有这么多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点存在，才构成了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一个整体的文化形象。
中国新闻周刊：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强调主体的不同，其实折射的价值取向也不同。您怎样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方伟：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如果把两者处于对立的状态，或者一味偏作一方，都是不可取的。上个世纪的时候，很多地方发生了文物被损毁这种悲剧，但如果把文物束之高阁，它也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和社会功能。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应该是一种动态平衡的关系。
以草堂为例，在建馆的初期，经济非常困难，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文物保护靠什么？其实靠的是老一辈职工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感。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石碑、塑像，在文革时期，完全是这些前辈用泥土把它们封了起来，贴上毛主席语录才避免被损毁。他们在当时环境下，冒着很大的危险来做这件事，才把这些文物保存了下来。
发展到了今天，国家和政府对于文化的发展和文物的保护都非常重视，都认识到了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是核心价值所在。成都市政府也提出了“文化强市”的战略，相应地还给予了这些文物保护单位很多政策和经济上的支持。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应该说文物保护工作遇上了大好时机，经济发展了以后，我们做了很多以前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比如说文物库馆的改造、电力扩容、游览基础设施的改造、停车场的修建，文物征集、大型活动品牌的打造力度也逐步增大。
这一切最终的结果，就是让更多的公众能够享受到文化的成果。这个其实说明一个道理，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了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也相应转换为了经济发展的力量和成果，文化和经济相互推进、共同发展，最终做到双赢的局面。
中国新闻周刊：身在悠悠千载的杜甫草堂，面向不断变化发展的都市。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静一动的？
方伟：成都近年来发展的速度非常得快，有些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久不去一个地方，再开车过去一看完全就找不到路了。在这同时，精神文化需求也伴随生活水平增长，这就对城市管理和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成都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了“宜人成都”的发展愿景和“四态合一”的主要做法。其中，“四态合一”专门提到了“着力培育特色化的城市文态，凝聚宜人城市的‘文化之魂’”，提到了“注重传承和利用好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基因，让成都市民享受更加丰富和多元化的文化生活”。所以在动和静的问题上，成都市政府有科学的规划。
作为杜甫草堂，传承了千年的传统文化，他的核心和灵魂部分是不会变的，是静态的。比如说杜甫的人本情怀和他崇高的节操，历尽千载，融入到了中华民族每个个体的血脉之中，他已经内化成我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行为准则，这个核心不变。
但文化还要随着时代的进步来发展，不同的时代会赋予他不同的新意。作为草堂来说，就是守静而视动，有他坚守的东西，但是同时也要适应这个时代、科技社会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以创新的形式来传承和弘扬我们所坚守的价值，这跟城市发展的道理是相通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您看来，成都有什么特殊的文化气质？成因是什么？
方伟：成都从古至今都是“天府之国”，自李冰父子治水之后，水旱由人，一直是天下粮仓，生活还是比较富足的。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就有一种小康的气质，所以现在国人很多时候提到成都，都说这里是休闲城市。虽然说这两年我们的节奏也比较快，但跟全国比较，成都人还是比较懂生活的，具有注重劳逸结合的生活理念。
另外一点，就是成都的包容性。从成都最重要的三个历史名胜所祭奠的人物来看，就可以知道，成都人一直都是比较热情好客的，只要你在这个地方造福一方，或者有杰出成就，不管你是哪里的人，成都都会给予足够的认可和尊重。至今，这个地方对于外地人不会有所排斥，也没有这个意识。任何人在这里工作或者创业，从人文方面都有比较好的环境，你感觉不到隔离和排斥，不管你说的是普通话，还是四川话，大家都一视同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