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有光，是以散文作品被誉为“明文第一”的，他的《项脊轩志》、《吴山图记》、《寒花葬志》等流传至今，家喻户晓。然而，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他的著作（包括论、序、行状等体裁），不难发现有不少篇章涉及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字里行间清晰地显现明代江南的经济状况，以及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家的真知灼见。
“江南诸郡县，土田肥美，多粳稻，有江海陂湖之饶。然征赋烦重，供内府，输京师，不遗余力……富家豪民，兼百室之产，役财骄溢，妇女、玉帛、甲第、田园、音乐，拟于王侯。故世以江南为富，而不知其民实贫也。”（《送昆山县令朱侯序》）归有光认为，江南因农耕而富庶，但由于过重的赋税与奢靡的生活方式，导致老百姓依然贫穷。他举了一个昆山许氏的例子，“虽为大官家，不一二世辄败。许氏自国初至今，居邑之柴巷，无改业，有屋庐之美，田园市肆之入，又以诗书绍续。”许氏家族自明初到归有光生活的嘉靖、隆庆年间，始终居住在柴巷（今柴王弄），长达两百年，像这样的“百年富室”，实在是很罕见了。
明代的江南农村经济，出现了三类人群的分化，一类是资累巨万，一类是自给自足，还有一类则家无寸土。归有光在著作中列举“世耕于马鞍山之阳”的陈氏、“居昆山之大慈”的张翁、“徙昆山之真义里”的魏氏，分析了他们致富的过程，全都是“家世孝弟力田”、“以耕农为业”、“力穑致富，甲于县中”。这些人集中土地经营，雇用了长工、短工、忙工，并注意改善水利土壤，亲戚间也相互协作，经营时具有很好的商业头脑和管理水平，“治数千亩如数十亩，役属百人如数人”，在地主中也可算是佼佼者。归有光对于雇佣劳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给予很大的关注。他在《周子嘉室唐孺人墓志铭》中，也记载周氏“与孺人耕田常数百亩，孺人日馌百余人”。周氏夫妇每天往田头给百余人送饭，可见他们经营的规模不小。
当时江南农村以种植水稻、小麦为主业，但也有人从事副业生产。归有光的一位朋友吴纯甫，“年四十四，始为南都举人。先生益厌世事，营城东地，艺橘千株，市鬻财自给”。能够拥有上千株橘树，自然资产不菲。而在昆山东部，今天的上海嘉定区，“连亘嘉定迤东沿海之地，号为冈身，田土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土人专事纺织。”归有光一生中有很长时间在安亭世美堂设馆授徒，培养了无数学生，他对于那儿种植棉花的情况是熟悉的。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读书人，归有光自己不参与经济活动，但是很认真地将研究结果写成文章，向当政者提供中肯而合理的建议。比如对于水利的思索，他就比同时代人深远得多。《震川先生全集》中，论及水利的篇目，包括《水利书序》、《水利论》、《三江图序说》、《论三区赋役水利书》等，其中最有名的是《水利论》。这篇讨论如何防治吴中水患的文章，着眼点在于治水，在于通过治水而得到水之利。
他在文章一开始就指出，治吴中水患者“皆莫得其源委”。“源委”如何呢？要从吴中水患的现状和治水的历史两方面来回答。吴中水患的现状是“松江日隘”，“海口遂至湮塞”。而这恰恰是“治水之过”，根本就没有治好。他认为，治太湖水患，应重点治松江（即吴淞江）河道，因势利导，才能费力少而收效大。他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
隆庆三年，海瑞巡抚应天十府。他数次冒雨外出察看水灾。滔滔不绝的洪水是由太湖泛滥造成的。遭受灾害最严重的要数苏州以东和松江地区。正是因为吴淞江长期不修，淤泥阻塞了通道，太湖泄水不能畅通，才酿成灾害。海瑞在灯下读了归有光的《水利论》、《论三区赋役水利书》和《水利后论》，发现这位文学家是含泪带血地陈述着真知灼见。海瑞从内心接受了归有光的建议，很快向朝廷呈报了关于疏浚吴淞江的奏疏，并给工部尚书兼右付都御史总理河漕的朱镇山写信，申述观点。与此同时，夜以继日地筹划着吴淞江疏浚工程的具体安排。在海瑞的主持下，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吸引苏、松一带的灾民共同来上工修江，使疏浚工程很快就得以完成，且大见成效。清乾隆六年上任的昆山县令丁元正，对此评价极高：“其（归有光）所著《三江》、《水利》等篇，南海海公用其言，全活江省生灵数十万”。
归有光笔下的江南农村经济，或许不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那么理性，然而写得具体而又形象，即便是在四百多年后的今天，他从细部入眼研究江南经济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