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以养志，柔以处事：欧阳修是在宋代崇文轻武、国势失衡、催发神圣忧思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文化英才。正是他这样的英才，能在庆历时期的政治变革中发挥着促进者、支持者、鼓舞者的作用；在宋代的学术丕变中发挥着疑经惑传、促进思想开放、推动儒学转轨（理学诞生）的开路先锋作用；在北宋的诗文革新中，努力奖掖后进，凝聚大批文士，扭转靡弱、艰涩的文风，发挥着文坛盟主的领导作用，不但促成文学事业高度繁荣，也使整个宋代文化攀上历史的高峰。
中国古代士子，普遍受到孔孟老庄思想的熏陶。儒生们无不把“道”作为指导思想，作为立身行事的精神依据。因此，分析士子标榜的“道”的独特内涵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是了解和把握每个士子的思想、人格、个性、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的主要途径或必由之路。当然，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对“势”与“道”的追求有不同的偏重，例如被欧阳修斥责的五代人物冯道，厚颜无耻，历仕四个朝代，还自称“长乐老”，显然是选择了“势”（位、权、利）；韩愈、欧阳修则选择了“道”（道德、学养）。
韩愈、欧阳修同是儒者，同是护“道”排佛旗手，但两人对“道”的理解和阐释，有很大的不同。韩愈为挽救由盛转衰的唐王室而推尊尧舜传至孔孟的“道统”，强调君臣父子的统治秩序，“民不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原道》），而对改善百姓处境较少关注。欧阳修面对北宋积贫积弱、危机迫近的社会现实，在较多地了解下民疾苦、政治腐败、官吏“贪冒成俗”、儒者（包括韩门后学）空谈性理，“务高言而鲜事实”的状况以后，他对作为儒家核心的“道”做了世俗化、实际化的解释。他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指出：《尚书》所讲的尧舜禹之“道”，不过是“亲九族，平百姓，忧水患”；孟子所反复提倡的“道”，“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其事（树桑麻，畜鸡豚等）乃世人之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另外，他又强调指出“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这种“切于事实”、“本于人情”的阐说，使“道”切近了万户千家安居乐业、养生送死的日常生活，也贴近了普通人希望减少苦难的思想感情。韩、欧论“道”，一个多向上看，一个多向下看。这不但形成了他们的个性、心态的差异（如韩愈追求势位的心情比欧阳修迫切），而且造成了他们对政治改革态度的不同，韩愈反对或者说不赞成永贞革新，而欧阳修则大力支持、推动庆历新政。可见对“道”的解释体现出人的价值取向，引导和规范着人的心理和行动。
明道二年（1033），欧阳修27岁，得到了对“道”的世俗性、实践性的理解，写成了《与张秀才第二书》。这是他接受“以廉为吏、以学立身”的家训传统，接受由母亲传达的“廉而好施”、仁厚恤民（力求救人于死）的父教之后绽放的精神花朵，也是他观察思考社会现实后得到的思想结晶。这奠定了他政治观、人生观、学术观、文学观的基石，也完成了他人生旅程的第一阶段——读书应考和从政准备时期。此后他正式开始从政生涯，一以贯之地实践具有自我理解的独特内涵的“道”。他怎样实践呢？《与张秀才第二书》中有答案：“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立德），施之于事（立功），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立言），以信后世。”这里讲得很清楚：“道”是指导思想，也是崇高的追求目标，“明道”（理论阐释）和“为道”（实践行动）是他的终身职志，是他为人、为政、为学、为文的枢纽和关键所在。
曾巩在《祭欧阳少师文》中说：“公在庙堂，尊明道术。清净简易，仁民爱物。敛不烦苛，令无迫猝。”曾巩对欧阳修一生为政情况，做了极好的概括，就在于抓住了“尊明道术”这一关键。后世的人往往只瞩目欧阳修的文学成就，可欧自己却“不言文章，而喜谈吏事”：“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及物”就是把“仁民爱物”的“道”落实在政事施为上。他揭露时弊，抨击吏治，反对聚敛，要求抑制兼并，整顿因循苟且的政风和官风，在朝廷促成庆历新政，在地方实行宽简之治。不论身处通都大邑或僻远小区、边塞要隘，都是满怀忧患意识，洞察世情民隐。在官府，他总是忧虑赋役无度，奢靡无节；在底层，关注民生疾苦，万民怨谤，为改善腐败吏治，纾解黎民困厄而劳心焦思，为缓和内忧外患不断提出救弊补阙的建议。由此，他成为谏官型的政治理论家、“沉潜刚克”的政治改革家以及体恤百姓、实行宽简之政的好官和清官。滁、扬二州百姓为他立生祠，南京（今河南商丘）士民誉他为“照天蜡烛”，是他在地方官任上施政“为道”的最好鉴定。他的政治风范突出地表现在“谏诤”和“稳健”两点上。欧阳修真正涉足政治是从写《上范司谏书》与范仲淹建立战友关系正式开始的。他认为谏官品级虽低，却担负着“与天子争是非”的职责。他勉励范仲淹做好谏官；斥责高若讷坐失谏责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招来第一次贬谪。庆历三年（1043）被召入谏院，他仰慕陈子昂、杜甫的榜样，殚精竭虑，日夕撰奏谏稿，力陈冗官冗禄的弊害，揭示内忧外患的危机，推动了庆历新政的开展。仅一年时间，他上的谏章就近百篇。他的谏诤活动，不仅是“在庆历初，职司帝聪”（指任谏官）时如此，可说终其身无不如此；不论是否在谏官之位，始终尽谏诤之责，大量的谏章和奏议就是记录他一生政治活动的载体。不论在朝廷还是在地方任职，不论在铨部、翰院，在枢府、相府，还是在奉使河东、河北期间，直到晚年贬青州时，都笔不停挥，把自己广泛观察、敏锐发现、深刻思虑过的政治见解和施为主张都及时反映出来，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军情、人事、财经、水防、民政等方方面面，力尽“下民疾苦，臣职当言”之责。他有些建言被采纳后，起到了救民水火、进贤退奸，乃至挽救了不少生命的作用。他曾经参与庆历新政，后来又被御赐“推恩协谋同德佐理功臣”称号，是参加规划王朝的宏猷远谟的大人物，为什么他始终倾情关注社会旮旯里的琐碎细事，不断写谏稿来拾遗补阙，在祸患初现端倪或奸宄已经暴露之后做些世俗所谓堵漏洞、擦屁股的事情呢？——只因为他所理解的“道”是“切于事实”、“本于人情”的。
欧阳修一贯主张改革图新，但他又不赞成行事过急过猛，他是一位稳健型的政治改革家。他不能像王安石那样提出一整套富国强兵的理论，制定一系列改革的政策，并以铁腕向全国普遍推行，但欧阳修却总会怜念民生，不忍看见社会血泪。当熙宁变法激烈推行的时候，他对某些虐民的举措持保留态度。如各地强行抑配青苗钱，旧债未偿，新的贷钱（利息偏高）又行俵散，使百姓无暇喘息时，欧阳修一面上奏章反映实际情况，一面自作主张停施青苗法。欧阳修主张改革弊政，反复受挫后，于45岁左右，即从政前期快结束时，他总结反思了庆历新政的教训，深感守旧势力盘根错节，改革随时随处都会受阻受挫，自身也受到打击报复，由是，思想渐趋稳健，强调“猛宽相济”，确立了“刚以养志，柔以处事”的人生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