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道路选择：近读刘再复的《托尔斯：选择的艰难》一文，他引用了托翁一篇小说《活尸》中的一段话说：“一个人出生在我所出生的这个圈子里，只有三条路可以选择。第一，就是做官，赚钱，使我们生活在里面的丑恶更加丑恶这是我最憎恨的。也许我没有这种本事，可是主要的是，我憎恨。第二，就是消灭这种丑恶，这非得英雄不可，而我却不是英雄。最后一条路，第三条路，是忘却一切，走到一群狗那里去，饮酒，作乐，唱歌我干的也是这个。结果我就弄成这个样子。”托翁借小说人物说出这番话，估计也是他的心声。
这番话，让我想到中国读书人的道路选择问题。中国读书人历来都是得意时信孔孟，失意时信老庄。以托翁的标准看这两种选择，则是“入世”之路很丑恶，“出世”之路意味着“走到一群狗那里去”饮酒作乐，虚度韶光，都让人憎恨。
可我们的读书人似乎不这么认为。他们把“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视为荣耀。他们做官，除了赚钱养家糊口，光耀门庭之外，还有一种家国情怀，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亦有毫无情怀，只为赚钱过日子的，自当别论。积极地看，做官、赚钱，似乎也不那么令人憎恨。如果能受命危难之际，以一己之才学挽狂澜之既倒，解民之倒悬，亦可谓是托翁眼中之“英雄”了。然而，翻阅古代诗文，发怀才不遇之牢骚的人随处可见。有点才识的人，在朝为官未被贬过的大约不多。读屈原、贾谊、魏晋名士、陶渊明、李白、杜甫、李商隐、苏轼、辛弃疾、龚自珍等人的诗文，不由生出“皆因世之莽夫，不识贤者；王孙竖子，难辨英雄。不然，何以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之慨，他们大多命运多舛。看来，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
最近读到辛弃疾“却将十万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的诗句，心中更是生出悲凉感。辛弃疾心怀天下，一辈子力主收复旧山河；可无奈的是，这种忠君爱国反生怨恨，招来灾祸。好在他用文字把这种辛酸滋味传达了出来，成为一代词宗。我在想，要是辛弃疾能潜下心来，做一番其他的事业，估计他的成就一定不会逊于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许，这样要求辛弃疾，有点太苛刻，毕竟他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读书人。他身上有孔夫子的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有着中国读书人的家国情怀。其实，像辛弃疾这样的人在历史上不乏其人，像屈原、贾谊、杜甫，等等，一辈子都想着一件事，辅助君王，创下丰功伟业。即便像狂士李白，也只是表面旷达、潇洒，骨子里还是想有朝一日能得到赏识。要是他无此想法，他晚年也不至于因太心急，而闯下大祸，差点儿丢了性命。凡是读过他拍韩荆州马屁那篇文章的人，该会有此体会。几千年来，这些读书人硬是走不出“货与帝王家”的文化魔咒。
当然，要是入世实在走不通，则只好归隐，而归隐似乎是无路可走的异途。何况历史上有几个想真正隐居山林，纵情山水的？大多是在官场上碰了壁，失了意，才遁入黄老之术的。陶渊明弃官，阮籍哭途，刘伶病酒，嵇康绝友，都因时代动荡，官场黑暗，满腹才华又无人赏识，只好纵酒麻醉，以遣苦闷。另外，一些隐士则是假隐士，归隐并不是为了归隐，只是出仕的终南捷径而已。但他们的命运也好不到那里去。历史上大凡寒士、狂士多走出世之路，可一生抑郁寡欢，痛苦不堪，硬是把自己弄得像一条不知所终的狗。这让我想起李零在《丧家狗：我》中所言的那样：“凡是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的都是丧家狗。”
我在想，难道中国读书人除了做官，归隐这两条路，就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了吗？
托翁给出的答案好像只有做“时代的英雄”这条路。但我以为，这条路似乎要所有读书人都能走通，尤其是在中国，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在专制社会，很多时候都身不由己。因此，我觉得，读书人大不可太傲气，一心想着能扭转乾坤，做什么大英雄；也不可太丧气，遇了挫折，就自暴自弃，把自己弄得像一只丧家犬。如果中国读书人能像西方读书人一样，静心埋头于学问，追求超越功名的求知求真之路，那么他们也许不会那么痛苦。可有人会说，中国读书人也有潜心于学问的，像司马迁，蒲松龄等，可这毕竟是少数。中国的很多思想成就大都是在激愤下写就的，且大都属于业余的。说得难听一点儿，古代很多读书人的诗词歌赋，不是为了取悦朝廷，就是在自己不见用于朝廷之际，将满腹才华化成诗、词、书、画的。说得极端点，我们的学问，如果抽掉孔孟、老庄之道，剩下的估计是一堆情绪，其中怨气要稍微多一些。我至今还很纳闷，中国读书人几千年来就嚼那么几本书，难道就不觉得厌烦？就不想换换其他的东西嚼嚼？或者去开垦一块新的领域？
要是中国读书人能一开始就劈开一条为真理而献身的学术之路，那么，也不至于让那么多有头脑的古代先贤们吊死在一棵树上，把一两种学问嚼了又嚼。康德说过：“国王与哲学家各有分工，不能互相代替也应该互不相扰”。如果中国读书人能以此作为人生圭臬，那么，不问政事，潜心于学问，就不会有那么多苦水了。可惜，几千年来，很少有读书人做如是想，这么做的就少之又少了。人家康德一辈子都呆在家乡思考、著书，最后构建了“三大批判”的哲学王国。不过，我也没有见着德国人就抱着康德一直嚼下去的。
王小波曾说：“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为重要。”王小波的话实在让人佩服。我们的读书人，一直想做道德的精英，老想着为世人的道德楷模。颜渊的“贫贱之乐”，历来为人称道和效仿，他宁可过着清贫的日子，也不愿出仕，一心向学求道。最后，英年早逝。颜渊这种潜心于学的人生准则是很多后来者所无法企及的。但遗憾的是，颜渊潜心追求的是道德学问。求善自然没有错，但是把求善作为唯一目标，是有所偏颇的。到了朱熹那里，这种学问硬是弄出个“存天理，灭人欲”的玩意儿。假如中国读书人一开始也能想着成为思维的精英，把探索自然、追求真理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一大目标，我想，中国的思想史、科技史，估计会是另一番面目。当然，这只是假设。
道路决定命运，这对中国读书人同样重要。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也决定了自己的命运。自从西方思潮闯入中国之后，尤其是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中国读书人求取功名的上升通道被堵死了，一批真正追求真理的新知识分子也诞生了。读书人的命运也随即发生了变化。在几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潮流之中，近代读书人走出了传统的入世与出世之路，开创了真正的学术之路，涌现了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等国学大师，也出现了蔚为大观的民国知识分子群体，像鲁迅、胡适、蔡元培、周作人、金岳霖、沈从文、钱钟书等学术前辈。其实，他们也关心家国天下，但是，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追求真理的人生选择之中，开创了新文学、新学术。记得沈从文说过：“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作。”选择智慧，放弃权力，做了读书人应该做的事情，也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这种选择，就对社会的贡献来说，不会逊于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出仕之路。
然而，找到了道路，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读书人就真正走上了这“第三条路”。现实情况依然令人担忧。当代的读书人忙于追逐名利，无心学术的大有人在，且有倒退之势。为了评个职称，教授们不惜手段，抄袭剽窃、跑关系找门子，甚至还大打出手，知识界的丑闻屡屡见于媒体；为了追求利益，专家们不惜名节，出卖尊严，甘愿做官商的帮闲的现象亦屡见不鲜。至于闹个什么桃色新闻，更是层出不穷。我觉得，真正的读书人，要宁愿做社会的“边缘人”，少一点儿出头露面，少一点名利之心，多一点静气。因此，我很同意刘再复的话：“世界上根本没有路，更没有什么金光大道。对于知识者来说，只有两种东西：一种是高墙峭壁；一种是高墙之间与峭壁之间的隙缝。知识者就是活在隙缝中的人。”读书人只有在社会的政治高墙与经济峭壁中潜心于学问，才会找到真正的精神家园。可惜，当代的很多读书人，似乎不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很少有静心下来的。教授成了“叫兽”，专家成了“砖家”等“雅号”，则是当今很多读书人的写照。
读书人已找到“第三条路”，至于能否朝这条路毅然决然地走下去，依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钱钟书在《管锥编》说，做学问的人就如“转磨之驴，忽尔顿足不进，引吭长鸣，稍抒其气，旋复帖耳踏陈迹也”。要是我们的读书人能有这种“转驴精神”，不顾时代喧嚣，一心问学，脚踏实地地独立思考、追求真理；那么，我们的读书人就真正走上了“第三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