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东坡说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苏东坡还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其他暂且不表,单说这“忠犯人主之怒”,于韩愈确实不为过。
  
  韩愈曾与柳宗元、刘禹锡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关中地区大旱。韩愈查访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正如他在诗中所写:“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上报朝廷说,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这激起了韩愈的一腔怒火。他奋笔疾书,向皇上递交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反映真实情况,并请求减免这一地区的租税。韩愈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引起唐德宗的重视,反而在小人谗言之下被贬为连州阳山令。
  
  元和十四年(819年),早已被调回长安的韩愈又以一篇《论佛骨表》上疏直谏,对兴师动众、耗费巨资,掀起迎拜佛骨狂潮的宪宗加以劝诫。他在文章中恳请,将佛骨“投之于水火,永绝根本,以断天下后世的迷信疑惑”“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一切灾殃,由臣承担,上天鉴福,绝不怨悔”。文中字字情真意切,流露出身为臣子的拳拳之心。可唐宪宗读后大为震惊,要对韩愈处以极刑。多亏一众官员为韩愈求情,他才幸免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被贬后,韩愈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表达了他忠心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文死谏,武死战”,这是中国古代为官者的最高境界。韩愈曾写道:“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可见,他的仕进理想就是做好一名谏官。要做好谏官,就不能怕得罪人——哪怕是皇帝。“有见辄言”,即使获罪也在所不辞。“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这是韩愈用热血写就的心中呐喊。虽然他最终并没能做成谏官,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信条。
  
  分析:士人“谏诤”与社会环境有关
  
  除了个人理想,韩愈其所为还与历史传统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
  
  韩愈的“谏诤”之路,“谏诤”是中国古代士人一向的传统。而在唐代,士人们不仅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而且在实践这个传统的客观条件方面,比前代士人更具优势。一是尽管唐代前期和后期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凡是意欲有所作为的皇帝,大都比较鼓励进谏、注重纳谏。二来,除了廷议之外,唐代士人还可以通过多种场合和方式来进谏,如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或对策、上疏等等。这样就形成了唐代士人追求谏官身份、以谏官的思维方式对待君臣关系和朝政得失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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