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士大夫的外号：《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人人有外号。豹子头林冲，一看就知道长相；霹雳火秦明，一看就明白性格；小李广花荣，一看就了解才能。在宋代，不但江湖好汉爱取外号，就是朝堂之上正襟危坐的士大夫们，也好互取外号打趣，而且惟妙惟肖，极为传神。
　　
　　宋神宗时，孙觉、孙洙同为馆阁大臣，孙觉胖乎乎，孙洙瘦精精，二人皆蓄络腮胡子，有好事者乃以他们的身体特征，呼孙觉为“大胡孙”，孙洙为“小胡孙”，一时传为笑谈。宋徽宗继位之初，曾布、韩忠彦并列为宰相，曾布极矮，韩忠彦特高，两人站立殿前，与皇帝讨论大事，一矮一高如同乌龟与白鹤，形成巨大反差，同僚忍俊不禁，把他俩称为“龟鹤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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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笔作小诗：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应该以雄浑气度、遒劲笔力、险峭锋芒书写的一个名字：韩愈。这位唐代著名文学家，不但是古文大家，“文起八代之衰”（苏轼语），也是中唐诗坛巨擘，在李白、杜甫之后，“劈山开道，自成一家”（清赵翼语），开创了新的诗派，为唐代诗坛吹进了清风，注入了活水。
　　
　　唐司空图认为：“韩吏部歌诗数百诗，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宋欧阳修则说：“退之笔力，无施不可。……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六一诗话》）”张戒也认为韩诗：“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姿态横生，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清叶燮总结道：“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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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对公款吃喝的治理：公款吃喝风的危害，轻则浪费公帑，重则腐化整个官场风气，所以历代王朝都想刹住官员挥霍无度的公款吃喝习气。
　　
　　就制度建设来说，宋朝对公款吃喝的管理是历代中较为完善、合理的。首先，宋朝的财政会拨给地方官一笔“公使钱”，即用于公务接待的特别费，换言之，宋朝承认公务接待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但是，公款招待必须按照法定的规格、标准。这方面宋朝订立了非常周密的规章制度，凡官员出差公干、下基层考察，均由政府发给“券食”，凭券供给饮食，“依条计日支给人吏券食”（《庆元条法事类》卷七）。“券食”的费用到年终由各州的常平主管官统一结算，上报户部审计，如果发现“有过数取予及违戾者，并重置典宪”，即超标、违规的公费接待，以重典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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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 文/孙聚成
　　
　　大宋是幸运的，因为有了欧阳修。欧阳修的精彩登场，如一颗璀璨的新星，照亮了大宋文坛的夜空，从此唐宋文采，比肩风流，也让中华文脉得以绵绵延续，令后人击节称赞。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他出生于穷苦农家，四岁父亲去世，因家贫没有钱上学读书，母亲郑氏以荻画地，教他识字。凭借着聪颖的天资和无比的勤奋，少年时期欧阳修的诗文已经可比成人的老成练达，并在天圣八年鱼跃龙门，考中进士，从此踏上大宋的政治舞台，开始了他从政、为官、治学的一生。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从政期间曾经多次被贬，欧阳修的足迹踏遍了大宋的美丽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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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的茶诗茶文：宋代茶风盛行，达官贵人、文人雅士无不讲究品茶之道，欧阳修也不例外，精通茶道，并留下了很多咏茶的诗文，写有论茶的专文《大明水记》，还为蔡襄的《茶录》作了后序。
　　
　　景佑三年，欧阳修受范仲淹的牵连，被贬夷陵做县令（今湖北宜昌）。当时任知州的朱庆基是欧阳修的旧友，他在州府东边为欧阳修建了一所新房。欧阳修把寓居命名为“至喜堂”，取“至而后喜”之意，并作《夷陵县至喜堂记》一文，其中写道：“夷陵风俗朴野，少盗争，而令之日食有稻与鱼，又有桔柚茶笋四时之味，江山秀美，而邑居缮完，无不可爱。”足见他对茶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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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的亳州情缘：治平四年，欧阳修到亳州任职。他到亳州任职的原因，应该说有两个：一是这一年的正月，宋英宗去世，神宗即位。国丧期间，可能是天气太冷，穿的衣服太多。欧阳修一时疏忽，内穿紫袄，被御史刘庠看见，“濮仪之争”后，朝中本来就有不少人对欧阳修恨之入骨，刚好趁此机会弹劾欧阳修。刚刚登上皇位的宋神宗深知得到这位“三朝元老”辅佐的重要性，于是派内使悄悄告知欧阳修，让他尽快换掉紫袄。
　　
　　二是被御史蒋之奇指控与儿媳妇吴春燕乱伦。据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士大夫以濮议不正，咸疾欧阳修，有谤其私从子妇者。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蒋之奇，承流言劾奏之。之奇仍伏于上前，不肯起。诏二人具语所从来，皆无以对，俱坐谪官。”污蔑就是污蔑，欧阳修在给皇帝的谢表里面说到：“未干荐祢之墨，已弯射羿之弓。”即便是这样，欧阳修也感觉自己在朝廷中任职如坐针毡，于是强烈要求退出朝政，以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的身份出任亳州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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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以养志，柔以处事：欧阳修是在宋代崇文轻武、国势失衡、催发神圣忧思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文化英才。正是他这样的英才，能在庆历时期的政治变革中发挥着促进者、支持者、鼓舞者的作用；在宋代的学术丕变中发挥着疑经惑传、促进思想开放、推动儒学转轨（理学诞生）的开路先锋作用；在北宋的诗文革新中，努力奖掖后进，凝聚大批文士，扭转靡弱、艰涩的文风，发挥着文坛盟主的领导作用，不但促成文学事业高度繁荣，也使整个宋代文化攀上历史的高峰。
　　
　　中国古代士子，普遍受到孔孟老庄思想的熏陶。儒生们无不把“道”作为指导思想，作为立身行事的精神依据。因此，分析士子标榜的“道”的独特内涵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是了解和把握每个士子的思想、人格、个性、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的主要途径或必由之路。当然，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对“势”与“道”的追求有不同的偏重，例如被欧阳修斥责的五代人物冯道，厚颜无耻，历仕四个朝代，还自称“长乐老”，显然是选择了“势”（位、权、利）；韩愈、欧阳修则选择了“道”（道德、学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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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由词学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扬忠先生所著的《辛弃疾》由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辛弃疾》作为“济南历史文化读本”之一，本着“大家写小书”的基本原则，用通俗平实的语言，书写济南历史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生平事迹，旨在向广大读者普及济南历史文化，提升济南城市文化形象。刘先生是中国当代词学研究大家，也是辛弃疾研究专家，其《辛弃疾词心探微》一书曾获第二届夏承焘词学奖二等奖。由他来写作为济南历史文化名人之一的辛弃疾的生平传记，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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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诗词作家的只有一人，这就是辛弃疾。这也注定了他的词及他这个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在我看到的资料里，辛弃疾至少是快刀利剑地杀过几次人的。他天生孔武高大，从小苦修剑法。他又生于金宋乱世，不满金人的侵略蹂躏，22岁时他就拉起了一支数千人的义军，后又与耿京为首的义军合并，并兼任书记长，掌管印信。一次义军中出了叛徒，将印信偷走，准备投金。辛弃疾手提利剑单人独马追贼两日，第三天提回一颗人头。为了光复大业，他又说服耿京南归，南下临安亲自联络。不想就这几天之内又变生肘腋，当他完成任务返回时，部将叛变，耿京被杀。辛大怒，跃马横刀，只率数骑突入敌营生擒叛将，又奔突千里，将其押解至临安正法，并率万人南下归宋。说来，他干这场壮举时还只是一个英雄少年，正血气方刚，欲为朝廷痛杀贼寇，收复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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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贵之中有危机：55岁的辛弃疾想辞官，但儿子反对，说家里田产未置，应趁在位捞一把。辛弃疾大怒，作词一首痛骂：多少富贵才算到头？这是大大的危机啊！财多权重不知进退，泥足深陷想当平民百姓都没门。千年来那些广厦良田换了八百个主子，一张嘴里能插进几把勺子？
　　
　　反腐倡廉向纵深推进之际，辛弃疾的这首词《最高楼》，值得党员干部认真研读。词中“富贵是危机”的典故来源于《晋书》，诸葛长民曾官居显要，却连觉都睡不安稳，时常叹息：“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危机。”果然难逃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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