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字子厚，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永济县），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出生于当时的京城长安。
　　
　　谈大唐文儒之柳宗元，在北朝时，柳氏是著名的门阀士族，柳、薛、裴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曾自豪地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注：《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自北魏以来，柳宗元的祖先世代显宦，到唐朝，河东柳氏作为“关陇集团”的一个有势力的家族，在朝廷中据有显赫的地位。就拿高宗一朝来说，柳氏家族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多达20多人。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在玄宗天宝末曾做过太常博士，安史之乱后又继续为官。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出身于著名的士族范阳卢姓，但家道早已没落。她生有二女一子，柳宗元最幼。两个女儿分别配山东崔氏、河东裴氏，都是没落的旧士族。柳宗元的家庭出身，使他始终保持着对祖先“德风”与“功业”的向往。他常常以自豪的语气，叙说祖上的地位与荣耀，表现出强烈的重振“吾宗”的愿望和对功名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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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工具跟人的经济水平密切相关。拿现代来说，经济条件好点的就会去买车。那个在电视上选择“在宝马里哭”的姑娘，其实根本不想“哭”，主要是想把经济水平提升到能驾驭“宝马”的程度。
　　
　　但是车也分三六九等。作家刘齐曾写过《人一有车就自卑》，说的是有了车后，关注的对象不自觉变成了身边的高档车，反而更觉憋屈。
　　
　　高档车和低档车，在唐代，那就是马和驴的区别。那时候，有地位有实力的人都骑马，条件差点的只能骑驴。和开低档车的感觉类似，骑驴的对骑马的一般也是羡慕嫉妒恨，因此，唐代诗人王梵志还特意写了首白话诗作心理按摩：“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虽然破车开起来不爽，但瞟瞟身边蹬着两轱辘的，立即气定神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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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散文家韩愈名重天下，然而他也有另一面。他写过许多千古名篇，也留下了不齿于文坛的丑事。比如他为了巴结唐朝宗室弟子、时任京兆尹的李实，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天分，大加颂扬：“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今年以来，不雨者百有余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奸宿赃，销缩催泪，魂亡魄散，影不踪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布宣天于威宗，其和能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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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从韩愈的短文说起　　　　很长时间来，从报刊上看到文章的冗长已颇受读者诟病。如认真阅读，那些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成理而非故求冗长以显示“高明”一类文章可哂，则长短都能反映真知灼见。　　　　在读书过程中，知道有唐宋八大家，其中的韩愈柳宗元是曾倡导古文运动的两家。柳宗元写山水游记如《永州八记》中，他以短文描写形象动作见长。韩愈则擅于短文中显示行文的变化。试举韩愈写

　　韩愈《劝学诗》有“四患”——“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患足已不学，既学患不行”。这“四患”一语道破了在学习过程中最容易遇到的问题。读书怕读得不多，思考道理怕不明白。怕自以为足够了不再学，既然学了又怕不实行。　　　　读书患不多——要多读　　　　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发展先进性，

　　一个大作家为一个小人物立传，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而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就曾经为生活在当时社会最底层的一员写过一篇传记，题目叫做《房者王承福传》。所谓“房者”，就是泥瓦匠。　　　　一般说来，传记要求传主必须是可传之人，那么这个泥瓦匠到底有什么东西吸引住了这个大文豪的眼球并为之立传呢？原来事出偶然。有一回，韩愈看到王承福在干活，尽管又脏又累，但观其神色，似乎悠然自

　　中国文脉，就是指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审美潜流。这本书以中国文字起源为引，从《诗经》讲起，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及楚辞，再到秦汉时期的大一统与书同文对文学的影响，汉赋及“无韵离骚”《史记》，魏晋时期的三曹及“竹林七贤”等文人雅士的诗作文采，再到唐宋诗词，元曲及明清小说，一气呵成，使历史与现实相沟通，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东坡说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苏东坡还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其他暂且不表，单说这“忠犯人主之怒”，于韩愈确实不为过。　　　　韩愈曾与柳宗元、刘禹锡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关中地区大旱。韩愈查访发现

　　《唐才子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祖咏是洛阳的一个书生，与诗人王维是好朋友，有一年，他到京城长安参加会试，主考官出了一道诗题，标题为《终南望余雪》，要求考生作一首五言六韵十二句的状景诗。拿到试题后，祖咏沉思了片刻，就提笔写了一首五言绝句：“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坫暮寒。”写完之后，就交卷了。这首诗，的确是上等之作，但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全诗只有四句，而考题

　　折柳相别是唐诗中意味厚重的意象。《三辅黄图·桥》：“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就记载了的这一习俗。颇为奇怪的是，世人一再说灞桥折柳相别是汉代的习俗，但我们在彼时彼地的汉代文献中却并未找到相应的记录。而当时的人们对此似乎也没有丝毫的“反应”，而诉诸歌咏的大约都在隋唐以后，而且运用得颇为娴熟：“今日